化工廠老闆照做了。
開庭時，鄭文淵提交了新的“證據”：王大山的“原始病歷”顯示是胃炎，家屬三年後才主張權利，已過訴訟時效。
法官採納了。
王大山案的賠償訴求被駁回。
剩下的六個死者家屬，看到這個結果，慌了。
鄭文淵趁機提出“調解”：每人賠償二十萬，一次性了結，不再追究。
家屬們尤豫。
鄭文淵讓化工廠老闆派了幾個“工人”去村裡轉悠，在死者家門口蹲著抽菸，什麼也不說，就是盯著。
三天後，家屬們簽了調解協議。
六條人命，一百二十萬。
化工廠繼續生產。
鄭文淵拿到了五十萬代理費。
他用這筆錢付了學區房的首付。
三個月後，妻子生了個兒子。
搬進新家的那天晚上，鄭文淵站在陽臺上，看著樓下燈火通明的街道，心裡那點不安被夜風吹散了。
七條人命，換一套學區房，換兒子一個更好的起點。
值。
從那天起，他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
案子越接越大，從化工廠到建築公司，從醫療事故到工傷糾紛。
手段也越來越精妙：不再只是利用訴訟時效，而是偽造證據、收買證人、利用程式拖延。他知道怎麼讓一個簡單的案子拖上三五年，直到原告方耗盡積蓄，絕望放棄。
每贏一個案子，他賬戶裡的數字就增加一截。
那些因為他的手段而得不到賠償的受害者家屬，那些因絕望而自殺的人，在他的世界裡，漸漸變成了卷宗裡的一個名字，一個編號。
直到三年前，他開始長期為周振邦服務。
周振邦的御景園專案，從開工那天起就糾紛不斷。鄭文淵幫他處理了十七起傷亡事故，八起質量糾紛，全部“擺平”。
最嚴重的一次，是御景園二期工地塔吊倒塌，砸死了三個工人。
家屬要求賠償每人兩百萬。
鄭文淵用了四個月時間，把賠償額壓到了每人三十萬。
他的手段是：先派人跟蹤家屬，拍下他們“正常生活”的照片——去菜市場買菜，接送孩子上學，週末去公園。然後在法庭上出示這些照片，聲稱“家屬並未表現出過度悲痛，說明死亡並未對其造成嚴重精神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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