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陵的秋風尚未散盡，紫禁城的素白已漸漸被日常的玄朱之色取代。
新帝朱常澍在完成大行皇帝奉安大典後，正式還宮理政。
朝野上下，經歷了一場浩大的國喪與新君登基的震動後，許多人暗自吁了一口氣，以為新朝肇始，總該有幾年“君臣相得”的緩和期。
然而，他們很快便發現自己錯得離譜。
他們似乎忘了，御座上這位五旬的天子，並非初出茅廬的年輕儲君。
他是做了四十多年太子、在烈祖章皇帝晚年更實際協理政務多年的“副君”。
一場大病磨去了他部分外顯的鋒芒，卻未曾消蝕他浸淫帝國最高權力核心數十載所積累的威望、城府與決斷力。
更鮮有人憶起，早年的太子朱常澍，在父親尚值壯年、自己地位穩固時，也曾多次展現出敏銳的政治眼光與果敢的處事手腕，其剛毅果決處，頗有乃父之風，只是後來因健康之故，鋒芒稍斂。
如今，龍椅已正，大權在握，父皇臨終“勿負朕望”的囑託言猶在耳，那沉潛數年的雷霆心性，便如同蟄伏已久的火山，轟然噴發。
永和元年，第一道震動朝野的詔書便與“寬仁”背道而馳。
皇帝下旨，命禮部、都察院重新刊印洪武朝的大誥，頒發至各州縣衙門及官學，令官吏、生員乃至里甲耆老“時常誦讀，警醒於心”。
這還不夠，他更諭令刑部、大理寺，日後審理官員貪瀆、害民重案，須“參酌《大誥》嚴刑峻法之意”。
“除惡務盡，以儆效尤”。
《大誥》的重現，像一柄寒光凜冽的舊劍，懸在了所有官員的頭頂，其象徵意義令人不寒而慄。
新帝的吏治之劍，恐怕比先帝晚年更加鋒銳無情。
果然，接下來的事實印證了所有人的不安。
烈祖章皇帝晚年整肅，雖然嚴厲，但處置上仍有流放、革職、抄家等多種選擇，尤其對於非首惡、牽連不深者，往往留有餘地。
但永和朝對此類案件的判決，驟然嚴苛。
楊漣領導下的刑部、都察院，秉承上意，雷厲風行。
凡查實貪墨官帑、勒索百姓致人死傷、或翫忽職守釀成大禍者，判決幾乎清一色地指向最嚴厲的刑罰。
斬立決、絞立決。
昔日常見的“流放三千里”、“戍邊”等判決大幅減少。
永和二年初，浙江一名知府因侵佔修河款導致堤壩小潰、淹斃十餘戶，被迅速處斬……
同年秋，一名山西的兵備道僉事剋扣軍餉、亦被明正典刑。
………………
諸如此類，數不勝數。
血淋淋的人頭落地，讓整個官場為之股慄。
人們驚恐地意識到，新帝的“永和”，絕非一團和氣，其下蘊含的，是比先帝更甚的、近乎酷烈的肅殺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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