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佑安端著水杯的手停了一下。
這個問題，他不是第一次聽到。
他的愛人問過，他的老同學議論過，甚至連他自己都問過自己。
在這個人人都跟煤礦扯上關係的城市，他顧佑安憑什麼獨善其身？
是清高，是膽小，還是真的沒有機會？
他放下水杯，坐直了身體。他的表情從剛才的緊張變成了一種更深沉的東西，不是沉重，而是一種壓抑了很久的、終於可以跟人說的釋然。
“書記，我的父親也是煤礦工人。”
他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晰。
董遠方沒有說話，靠在沙發背上，看著他。
顧佑安的父親是靈山縣一個小煤礦的礦工。
那時候改革開放幾年了，私人可以開挖煤礦。
為了給家裡更好的生活，父親毅然離開了縣辦煤礦，去了一個私人小煤窯。
工資比縣辦煤礦高兩倍，但安全條件差得多。
那年秋天，那個小煤窯發生了瓦斯爆炸。
父親下井以後，再也沒有上來。
他那年讀高二，妹妹讀初中。
母親早就不在了，兄妹倆一夜之間成了孤兒。
煤礦主跟當地主管部門勾結，以“安全事故”為由，提出給兩萬塊錢撫卹金，“息事寧人”。
兩萬塊，一條人命。
他跟煤礦主講理，煤礦主說“你爸是臨時工，沒有合同，沒有保險，這兩萬塊是我仁義，不仁義的一分不給”。
他去鄉政府上訪，鄉長說“私企的事，政府管不了”。
他去縣政府，信訪辦的人說“這事已經處理了，你回去吧”。
因為他到處告狀，最後煤礦主只給了兩千塊。
兩千塊，安葬了父親。
剩下的一分錢都沒有。他靠著班主任的資助和學校的獎學金讀完了高中，考上大學，進了體制。
他發過誓，這輩子，不跟任何煤礦主有任何瓜葛。
他說完這些的時候，聲音一直很平靜。
沒有眼淚，沒有哽咽，沒有任何情緒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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