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要錢，要時間，要精力。請律師寫訴狀，跑法院立案，等開庭，等判決，等執行……
一套流程走下來，少說三五個月。
就算判了，監護人拿不出錢，你還能怎麼辦？把他家房子拆了？把他家地賣了？
而真正讓人心寒的，是那些監護人。
派出所的調解室裡，民警打電話把家長叫來。有的家長進門就賠笑臉，遞煙遞水，說一堆好話，什麼“孩子不懂事”“回去一定好好管教”“給您添麻煩了”——但就是不提賠錢的事。
你催急了，他就開始哭窮，說家裡困難，說孩子爹媽離婚沒人管，說自己一個月才掙兩千塊，實在拿不出錢來。
還有更狠的。電話打過去，那頭要麼不接，要麼接了就是一句“這孩子我管不了，你們愛咋辦咋辦”，然後啪地掛了。
有的乾脆把手機號都換了，讓警察都找不到人。
要不就乾脆當著報警人的面，一把揪住自家孩子的衣領，把人往報警人面前一推，直接放下一句：“是打是殺你隨意，不行你就弄死他！”
說完扭頭就走，頭也不回。
報警人站在原地，手裡攥著那份寫滿了被盜財物清單的報案回執，看著眼前還梗著脖子一臉不服的半大小子，張了張嘴，最後只擠出一聲長嘆。
能怎麼辦？打回去？是犯法。罵一頓？也不頂用。告到法院？耗不起那個時間。
最後，案子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被盜的財物，警察登記在冊，存檔封卷。
報警人自認倒黴，回家生悶氣。
那些小崽子，走出派出所大門，互相遞個眼色，嘴角一咧，嘻嘻哈哈地又商量著下一單去哪兒。
而這就是為什麼四眼有恃無恐。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能用那種輕飄飄的語氣說出“法律管不了我”。
因為他知道，在那張寫著“未成年”三個字的護身符面前，法律拿他沒辦法。
他太清楚自己的“價值”了，也太清楚這張牌有多好使了。
進了飯店，三個人挑了個靠裡的位置坐下。
說是飯店，其實就是城中村裡那種小館子，油膩的桌子，歪歪扭扭的凳子，牆上貼著發黃的選單，頭頂的燈管嗡嗡響，光線白慘慘的，照得人臉上沒一點血色。
喜子拿過選單，點了四個菜又要了一瓶白酒。
這一喝，話匣子就打開了。
三個人你一杯我一杯，從忠哥昨晚說的六百萬聊到菜子村那對老夫妻，又聊到他們自己這些年各自混社會的“光輝事蹟”。
驢子拍著桌子說他去年在火車站跟人幹架，一個人打三個，把對方打得滿地找牙；喜子吐著菸圈說他以前在老家，整個鎮上沒人敢惹他；四眼年紀最小，嗓門卻最大，說他上六年級的時候就帶著十幾個小弟堵在校門口，把初三的學長都打得叫哥。
而說好的“小透一下”，結果一瓶酒見了底，喜子又讓老闆上了一瓶。
兩瓶酒，三個人，不到幾小時全灌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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