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請了五天假。
請假條遞上去的時候，車間主任看了她一眼，什麼也沒問就批了。
安娜這兩年在廠裡的表現誰都看得見。從質檢員到技術員，從三班倒到常白班，她每一步都走得穩穩當當。她從來不遲到早退，不跟人嚼舌根，不摻和任何派系鬥爭，但誰想在她身上耍心眼，她也能讓你吃不了兜著走。廠裡的人私底下叫她“上海來的小安”，語氣裡有客氣，有欣賞，還有一點說不清道不明的忌憚。
她收拾行李的時候趙紅梅在旁邊幫忙，把一件一件衣服疊好放進去。疊著疊著忽然嘆了口氣：“你說你，來青島兩年了，連件新衣裳都沒做過。回回見那個石排長，不是白襯衫就是藍布衫子，人家還以為咱們紡織廠不發工資呢。”
安娜正在往包裡塞一本書，抬起頭來看了她一眼。
趙紅梅說的是實話。
她確實沒做過新衣裳。不是沒錢，是不捨得。
也不是不捨得，是一種習慣——前世養成的習慣。前世的她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孩子要吃飯，婆家要貼補，孃家要幫襯，唯獨她自己不需要。
一件的確良襯衫能穿五年，領子磨破了翻個面接著穿。攢下來的錢全填了別人的窟窿，到最後自己連一件像樣的壽衣都沒有。
她放下書，在床沿坐下。趙紅梅看她臉色不對，以為自己說錯了話：“我就隨口一說，你別往心裡去——”
“你說得對。”安娜站起來，拿起那件穿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藍布外套看了看，然後疊好放回了櫃子裡，“明天你陪我去趟百貨大樓。我要做件新衣裳。”
第二天在百貨大樓，安娜挑了一塊藕荷色的的確良料子。不是大紅的，不是花哨的，是那種淡淡的、像春天裡剛開的丁香花一樣的顏色。她讓裁縫量了尺寸，選了款式——不緊不松的列寧裝樣式，領口可以翻出白襯衫的領子，袖口收攏，腰身微收，利落又端莊。
趙紅梅在旁邊看著，忽然說：“安娜，你穿這個顏色肯定好看。那個石排長看見你，眼珠子怕是要掉出來。”
火車從青島出發，一路向北。
安娜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窗外的景色從麥田變成高粱地，從丘陵變成平原。
越往北走，樹越矮，天越闊，土地的顏色從黃褐變成了黝黑。
村莊的房屋從磚瓦房變成了土坯房，田野裡的風車變成了高大的白楊林帶。偶爾經過小站，站臺上站著幾個裹著頭巾的婦女，手裡挎著籃子，籃子裡裝著雞蛋和自家做的煎餅，踮著腳朝車窗裡張望。
這是她第一次來東北。
她靠著車窗，想起石林說過的話——“東北的天比青島高，地比青島闊，人也比青島糙。”
她說“糙”是什麼意思，他想了想說“嗓門大，脾氣直，但心不壞”。她那時候笑了笑，沒接話。現在她就要看到這些嗓門大、脾氣直的人了。
火車到站的時候是下午兩點。安娜拎著行李走下車廂，四月的東北比她想象中冷得多。風是乾的，硬的，刮在臉上像砂紙一樣粗糙。她裹緊了外套，在站臺上站了一會兒，往出站口走。
她沒讓石林來接。她跟他說的是“我自己坐火車過去”，沒說具體日期。她想先自己看看這座城，看看石林長大的地方，不被任何人帶著，不受任何人影響，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她走出車站，叫了一輛三輪車，報了軍區大院的地址。三輪車伕是個五十來歲的東北大爺，一路上嘴就沒停過，給她指這是哪條街，那是哪個廠的家屬院，語氣裡全是對這座城市的自豪。安娜聽著，偶爾應一聲，目光掃過街邊的建築——灰色的蘇聯式辦公樓，紅磚的工廠廠房，路邊擺攤賣酸菜和粉條的小販。空氣裡混著煤煙、泥土和發酵的酸菜味。
到了軍區大院門口，安娜下了車，抬頭看了一眼大門。門口站著兩個哨兵，持槍肅立，腰背挺得筆直。門柱上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寫著部隊番號。
這就是石林長大的地方。
石晶在大院門口的傳達室裡等了快一個小時。
她哥前兩天打電話來，說安娜這幾天到，讓她幫忙接一下。具體的車次、日期，一概不知。石晶問怎麼不自己去接，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然後說：“她不讓我接。”石晶當時就樂了。她哥那個倔脾氣，從來只有他拒別人，沒有別人拒他。這安娜姐，人還沒進門，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
遠遠的，她看見一個人拎著行李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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