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認罪認罰，還有一個加劇權力失衡的改革，叫做“捕訴一體”。
以前，負責批准逮捕的，是檢察院的偵查監督科；負責提起公訴的，是公訴科。
兩個部門，互相還能起到一點微弱的制衡作用。
現在，改革了。
批捕權和公訴權，全部集中到了同一個檢察官，或者同一個辦案組手裡。
這意味著，從決定要不要抓你開始，到審查所有證據，再到把你送上法庭，整個流程，都由同一個人主導。
自己決定抓的人，如果最後發現證據不足無法起訴，或者起訴了被判無罪，那不就等於自己打自己的臉嗎？
未了自己的獎金，辦案檢察官會傾向於將案件將錯就錯，一訴到底。
而最後一道防線，法院，也正在失守。
因為法院的績效考核指標裡，有一項非常關鍵，那就是“公訴機關抗訴率”。
如果法官頂住壓力，給一個檢察官力主起訴的案件判了無罪，檢察官可以向上級檢察院提請抗訴。
這個抗訴會直接影響到法官的年終獎金、評優評先、甚至是職級晉升。
為了不得罪檢察院，為了自己的職業前途，很多法官哪怕明知案件有問題，也寧願選擇配合。
他們會在檢察院給出的量刑建議框架內，和稀泥式地做一個微調，既不得罪檢察官，也算對被告有個交代。
於是，認罪認罰繞開了證據審查，捕訴一體杜絕了內部監督，抗訴率考核壓制了法院的獨立性。
三者疊加，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
在很多沒有監管的小城市和縣城裡，檢察官的權力，已經膨脹到了一個極其可怕的地步。
要不要抓你，他說了算。
證據夠不夠，他說了算。
最後怎麼判你，很大程度上，還是他說了算。
這就是劉建明們敢在法庭上如此囂張的底氣。
因為在扶縣這一畝三分地上，他，早已習慣了當那個說一不二的法。
他根本不覺得自己的言論有任何問題，他只是在陳述一個他早已習以為常的事實——只要我檢察官認定的罪，你法院判也得判，不判也得判！
證據？那不過是走個形式罷了！
所以他才會覺得，只要他認定鄭龍有罪，證據的瑕疵根本不值一提。
這是刻在骨子裡的權力傲慢。
哪怕他現在極度害怕步入鄭志龍的後塵，但是多年來養成的習慣早已刻在了他的dna裡了，那已經成為了他的條件發射！
所以，對於一個專業的刑事律師來說，真正的戰場，根本就不在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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