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掛了。陸鳴兮站在黑暗裡，很久。然後他跺了一下腳，燈亮了。
蘇晚晚上失眠了。她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那道裂縫還在，細細的，彎彎的。她想起周牧說的“彼岸”，又想起程硯秋要去柏林了，許諾家破產了，林恬的父親病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船上，有的上了，有的沒上，有的上了又下來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船什麼時候來，但她知道，她得上。
她翻了個身，看著許諾的床。許諾還沒睡，檯燈亮著，她在看書。看的是《公司法》，書頁翻得很快，像在找什麼。她找的不是法律條文，是父親跌倒的原因。她找到了，但不敢確認。
確認了，就要面對。面對了，就要恨。恨了，就放不下。
她不想恨，只想記住。記住那些讓她家破人亡的人，記住那些讓她父親一夜白頭的事。她不是要報仇，是要提醒自己，這個世界不是隻有藝術，還有利益。利益面前，藝術什麼都不是。
她合上書，關了檯燈。黑暗中，她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什麼都沒有，但她在看。看那些看不見的東西。
程硯秋在錄音棚裡待到很晚。她錄了很多聲音，雨聲、風聲、火車聲、腳步聲，還有自己的呼吸聲。她把每一段聲音都標註了時間、地點、天氣、心情。
她不知道這些聲音有什麼用，但她覺得，有一天，她會用到它們。也許是十年後，也許是二十年後。也許永遠不會。但她錄了，就是她的。
她關掉裝置，站起來。錄音棚很暗，只有裝置的指示燈亮著，紅紅的，像一隻隻眼睛。她站在那裡，被那些“眼睛”注視著。她不怕被注視，怕的是被注視的時候，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誰。她知道自己是誰——她是程硯秋，錄音系的程硯秋，要去柏林的程硯秋。不是誰的女兒，不是誰的學生，不是誰的替身。是她自己。
林恬把那幅畫送給父親了。父親看著畫裡的自己，看了很久。他說，這是我嗎？林恬說，是。他說，不像。林恬說，你在我心裡就是這樣的。
父親笑了。那笑容很短，但眼睛裡有光。他說，畫得好。他把畫掛在床頭，每天醒來第一眼就能看見。看見那個模糊的自己，看見那扇開著的窗，看見窗外的光。
他不知道那是光，還是別的什麼。但他知道，女兒在看著他。他不能倒下。
陸鳴兮回到家，柳如煙在廚房熱湯。他換了鞋走進去，從背後抱住她。
“今天趙懷遠給我打電話了。”
“說什麼？”
“說有人在盯我。”
她放下刀，轉過身看著他。“誰？”
“不知道。他也不說。”
她伸出手，碰了碰他的臉。“你怕嗎？”
“不怕。是煩。”
她踮起腳尖，吻了他一下，很短。“煩就煩。飯還是要吃。”
他笑了。很短，但眼睛裡有光。她很久沒見他笑了，笑比哭難。哭，是因為疼。笑，是因為不疼了。他不疼了？她不知道。但她希望他不疼了。
窗外沒有月亮，但路燈還亮著。銀杏樹的枝椏伸向天空，在等春天。她也在等，等他不再煩的那天。那天會來的，她信。
蘇晚、許諾、林恬、程硯秋，四個女孩，四條路。
一條通向舞臺，一條通向法庭，一條通向病房，一條通向柏林。她們不知道前方有什麼，但她們知道，不管前方有什麼，她們都得走過去。
不走，永遠到不了。走了，也許到不了，但至少不會後悔。
她們不想後悔。後悔太疼了，比哭還疼。
她們哭過，不想再哭了。不是不會哭，是不敢哭。怕哭了，就停不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