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臨時救國政府的成立和那份《合作框架條約》的簽署，如同一塊巨石投入死水，在殘存的安南社會激起了劇烈而複雜的波瀾。
恐懼、屈辱、憤怒、絕望，以及一絲在絕境中看到生存希望的扭曲釋然，交織在每一個聽聞此訊息的倖存者心中。
顧影疏和她所代表的國家安全域性，深諳“權力需要平衡，更需要讓步”的法則。
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固然高效，但長期維持統治的成本過高，且容易催生持續不斷的抵抗火種。
因此，在確立了不可動搖的絕對優勢後，一套精密的“馴化”與“捆綁”機制開始運轉。
首先是對阮文泰為首的臨時政府官員階層進行“收買”與“賦能”。
國家安全域性的代表，一位表情淡漠、眼神銳利的年輕官員，在條約簽署後的第一次高層會議上，
對著一眾心懷忐忑、又難掩對權力渴望的安南臨時政府官員，宣佈了幾項“善意舉措”。
所有臨時政府部長級以上官員，及其直系親屬，將自動獲得“復興根據地友好人士”身份，享有與根據地中級官員同等的物資配給額度，包括但不限於優質糧食、安全飲用水、藥品、乃至少量的香菸和酒類。
這些在末世中堪稱奢侈品的物資。
同時，他們將入住經過加固和清潔、配備了獨立發電機和淨水系統的原政府高階官員宅邸或酒店套房，並配屬一支由經過審查的安南人組成的護衛隊。
更重要的是，條約中規定，所有在安南運營的、由根據地控股或指定的企業（包括紅河平原農業發展公司、安南礦產開發總公司、海防港務集團等）。
其年度淨利潤的百分之五，將作為“行政管理津貼”和“地方發展基金”，撥付給安南臨時政府支配。
這筆鉅款中的相當一部分，最終會以各種名目獎金、補貼、特殊經費流入阮文泰及其核心圈層的腰包。
這使得他們的個人利益，與根據地對安南的經濟掠奪深度繫結。
國家安全域性“顧問團”雖然擁有對高階官員任命的否決權，但在實際操作中，對於中低階官員的任命，只要不涉及關鍵部門，通常會尊重阮文泰的提名。
這給了阮文泰一定的培植親信鞏固個人權力的空間，讓他感覺自己並非完全的傀儡，至少能在自己的“小朝廷”裡行使部分“君權”。
這種有限的權力滋味，如同毒品，會讓人逐漸沉迷併產生依賴。
臨時政府核心成員及其家族，享有有限的司法豁免權，除非犯下“嚴重危害復興根據地利益及駐軍安全”的罪行。
否則不受根據地軍事法庭的直接審判（但國家安全域性依然擁有隨時進行“調查”和“約談”的權力）。
這為他們提供了一層保護傘，使其可以相對“安心”地為自己謀取利益。
這些讓步和賄賂，效果立竿見影。
阮文泰等人最初簽署條約時的那一絲不安和羞恥感，迅速被實實在在的權力享受和物質滿足所沖淡。
他們開始主動為根據地的政策辯護，彈壓內部不同的聲音，並積極配合國家安全域性的各種要求。
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的地位、財富乃至生命安全，都已與根據地牢牢捆綁。
反對根據地，就是反對他們自己的榮華富貴。
同時，為了給這套掠奪體系披上合法性與“互利”的外衣，並真正啟用安南的經濟潛力以服務於根據地，一個被宣傳機器冠以“安南復興計劃”的大規模投資計劃，也隨之啟動。
根據地的地質勘探團隊在軍隊護衛下，深入安南北部的山區和沿海大陸架，利用先進技術重新評估礦產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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