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公司與其說是一個企業，不如說是“遠征”系統在農業領域的觸角延伸。
原本土地上的安南農民，無論是自耕農還是前地主，一律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僅在完成公司下達的生產指標後，可以獲得固定的“復興盾”工資和勉強餬口的口糧配給。
他們從獨立的農民，變成了農業公司的“合同工”，被編入一個個生產大隊，在嚴厲的監管下進行勞動。
根據地提供了經過命運科技實驗室基因編輯最佳化的“超稻”種子。
這種水稻具有驚人的抗逆性抗旱、抗澇、抗常見病害和高產特性，單位面積產量遠超舊時代的任何品種。
同時，海量的化肥、以及成千上萬架農業無人機被調集至紅河三角洲。
整個紅河三角洲被劃分成網格，每一塊土地的資料都透過無人機和地面感測器，即時匯聚到“遠征”系統的農業管理子模組中。
系統根據資料模型，自動生成最優的灌溉、施肥、施藥方案，並透過無人機編隊精準執行。
農業公司的管理層和核心技術員全部由根據地派遣人員擔任。收穫的糧食，在填飽本地“合同工”和臨時政府基本需求的肚子後。
絕大部分都被作為“戰略儲備”和“償付債券利息的實物資產”，透過武裝運輸隊，源源不斷地運回復興根據地。
紅河三角洲，這個昔日的“安南糧倉”，如今徹底變成了林禹戰爭機器和金融體系的“營養液輸送管”。
在這一系列組合拳下，安南臨時政府的權力性質和結構也在悄然發生著深刻的演變。
最初，阮文泰等人還試圖在某些非核心領域保留一些自主決策的影子。
但隨著根據地投資的湧入，特別是“行政管理津貼”的發放，臨時政府的官僚體系迅速腐化並加深了對根據地的依賴。
他們很快發現，自己的“權力”並不來源於治理安南民眾的能力或民意支援，而是完全來源於能否讓根據地滿意，能否高效地配合完成資源掠奪和秩序維持的任務。
他們的角色，從最初或許還帶有一絲“曲線救國”幻想的政客，徹底淪為了依附於根據地龐大軀幹上的“買辦”階層。
他們的主要工作變成了：
協助鎮壓反抗，利用對本地情況的熟悉，幫助國家安全域性和根據地駐軍甄別定位、清剿抵抗組織。
維持表面秩序， 管理日益龐大的安南偽軍和警察隊伍，用於彈壓底層民眾的不滿和零星的抗議，
確保資源開採和農業生產不受干擾。
充當緩衝層， 所有來自根據地的苛刻命令、物資徵調、勞工招募，都透過臨時政府的名義下達。
這使得安南民眾的怨氣首先指向了阮文泰政府，而非幕後的根據地，有效轉移了矛盾。
文化粉飾， 按照根據地宣傳部門的要求，臨時政府控制的媒體開始大量宣揚“復興根據地無私援助”、“共同抗擊末世”“
在根據地幫助下恢復生產生活”等論調，極力淡化條約的不平等性，將根據地的掠奪描繪成“必要的合作”和“通往復興的唯一道路”。
國家安全域性則隱身在幕後，透過“顧問團”和無處不在的特工網路，牢牢掌控著大局。
他們允許甚至鼓勵臨時政府內部存在一些無關痛癢的派系鬥爭和腐敗，因為這有利於分而治之，防止其形成統一的對抗力量。
只要阮文泰等人保持“忠誠”和“有用”，他們的些許貪腐和內部傾軋，在顧影疏看來，不過是維持統治的必要成本。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畸形的、高度依附性的買辦政府模型在安南逐漸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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