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安定之後，如何從根本上，安置日本的權力格局、安置這位天皇，便成了頭等大事。
如此重大的國策，鄭成功、滿桂，不敢自專，早已將京都的情形、各方的訴求，連同自己的方略建議，飛馬跨海，呈報京師，請陳陽聖裁。
京師的回覆，也就是陳陽親自敲定的最終處置方略，很快，便以八百里加急，送達京都。
鄭成功、滿桂展卷細讀，越看，越是歎服——這份方略，既高瞻遠矚、又綿密周全，把“名”與“實”、“情”與“理”，拿捏到了極致。
方略的核心，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尊其名，而收其實；保其位，而削其權。
陳陽看得透徹：天皇，在日本，絕不僅僅是一個君主，更是千百年神道教與天下人心目中，無可替代的精神象徵、法統正統。
這樣一個存在，若貿然廢黜、甚至加害，那麼大夏，便會從“應詔倒幕的義師”，瞬間，變成“絕人宗祀、滅人正統”的侵略者，整個日本，都會因之同仇敵愾、死戰不休，這是下下之策，智者不為。
可反過來，若真如公卿們所願，“還政天皇”、讓朝廷重掌實權，那大夏將士浴血打下的局面，便會白白便宜了那群只會清談、毫無治國之才的公卿，日本的舊弊，分毫未除，遲早，又要生出亂子，這同樣，絕不可取。
既不能廢，也不能放，那便只剩下一條最高明的路——把天皇，鄭重地，供奉起來：保留他作為日本象徵性君主的地位，給他無上的尊號、優渥的禮遇、宗廟祭典的體面；但，把一切實際的兵權、政權，統統，收歸新秩序。
方略既定，鄭成功，便以大夏東路軍統帥的身份，在京都，召集天皇朝廷的公卿、以及京都各大寺社的代表，當眾，宣讀了這份決定日本未來的條規。
那一日，御所偏殿，公卿雲集，氣氛，既莊重，又微妙。
鄭成功身著正裝，神色肅然，先以極為恭敬的措辭，傳達了大夏對天皇的“尊奉”之意，這部分，聽得公卿們，心花怒放。
條規明言：大夏，尊奉日本天皇，為日本國永世不移的象徵性君主；天皇的尊號、御所、宗廟、祭典，一體保全，且由新秩序，以國帑，給予最為優渥、穩定的供奉與禮遇，使其永享尊崇、世代不替。
也就是說，天皇這位“神的後裔”、日本的精神象徵，其體面與尊榮，不僅沒有半分減損，反而，從此擺脫了數百年來，要看幕府臉色、用度窘迫的屈辱處境，被新秩序，妥妥帖帖地，“供養”了起來。
然而，緊接著，鄭成功話鋒一轉，宣讀的另一些條規，卻讓公卿們臉上的笑意，一點點，凝固、僵住，直至面如死灰。
條規，毫不含糊地，削去了一切“實”的部分。
其一，廢幕府之權，亦收朝廷之權。
把持日本兩百餘年的德川幕府，其兵權、政權，一律廢除，再無“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可能；而天皇朝廷，自此之後，同樣，不再過問實際的軍政、民政。
天皇，是受人尊崇的象徵，是主持祭典、維繫文化與人心的“虛位”，卻再不是、也永遠不會是，執掌實權的統治者。
從“被幕府架空”，到“被新秩序供養的虛位”，天皇的處境，看似尊崇，實則，與治理天下的實權，徹底作別。
其二，莊園、土地、貢賦，一體納入統一管理。
條規明確要求：京都的公卿、各地的寺社，必須把名下世代兼併、隱匿的莊園、土地的圖卷，以及歷年徵收貢賦的數目，統統交出、如實申報。
這些土地、人口、貢賦，自此，納入新秩序統一的戶籍與賦稅體系，照章納稅、一體治理。
換言之，公卿、寺社，再也不許擁有不受管轄的私人領地，再也不許豢養私兵、私自徵稅——所謂“私領、私兵、私稅”，三大特權，被一舉褫奪。
這兩條，刀刀，都砍在了公卿集團的命根子上。
殿中，死一般的寂靜。
良久，才有一位老公卿，顫聲開口，還想做最後的爭取：“鄭……鄭帥，王政復古，還政於朝，此乃名正言順。朝廷的莊園、職分，皆是歷代相承，若一概收去，朝廷……朝廷體統何存？公卿百官，又何以自立？”
鄭成功看著他，語氣平和，卻帶著不容置喙的篤定：“老先生，新秩序，保的是天皇的尊號、朝廷的體面、諸位的俸祿與清貴之名，這些，只會比從前更優渥、更安穩。可這‘實權’與‘私領’，卻是再也不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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