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庭果斷動用繳獲的存糧，開設官營平價糧鋪，以公道穩定的價格向百姓售糧，同時嚴厲打擊囤積居奇、哄抬糧價的奸商。
這一手立竿見影，巴士拉及周邊的糧價、物價迅速平穩下來，百姓惶恐的心神也隨之安定。
曾經被奧斯曼和姦商聯手盤剝的老百姓，頭一回感受到新秩序帶給他們的踏實與公道。
第三樁，也是最得人心的一樁，是招回流民、安頓百姓。
奧斯曼末年，苛政與戰亂使得兩河大量百姓流離失所、逃亡在外，田地荒蕪。
孫傳庭廣貼告示，派人向四鄉八野逃亡的流民鄭重承諾：凡返鄉復業者，原有田畝予以承認、歸還；戰亂拋荒的土地允許開墾，頭幾年輕稅甚至免稅；返鄉途中官府給糧，安家落戶官府發給種子、農具。
在這樣寬厚而實在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逃亡的流民扶老攜幼返回了家園。
那個曾為大夏軍引路的漁夫卡西姆，也主動幫著官府四處奔走，召喚同鄉返鄉。
荒蕪的村莊重新升起炊煙，廢棄的田畝重新播下種子。
第四樁，是清丈田畝、均平賦稅。
孫傳庭派出文吏，對兩河的土地逐塊丈量、登記，摸清田畝底數，釐清過去被豪強、寺院隱匿兼併的土地，並以此為據，制定遠較奧斯曼輕薄、均平的賦稅。
這既為新秩序建立起可靠的糧賦來源，也極大減輕了普通百姓的負擔，贏得了最廣泛的民心。
軍事上，李定國則趁著孫傳庭經營後方、暫緩北進的這段寶貴視窗期，有條不紊地做著另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整編僕從軍、鞏固補給線。
攻克巴士拉後，收編、歸附的波斯、阿拉伯、土庫曼降兵，數量龐大。
這些人驍勇善戰，卻也成分複雜、語言不通、號令不一，更缺紀律約束。
李定國對他們做了系統整編：打散舊有的部族與山頭，混編組建起一支支由大夏軍官統領、調教的正規僕從軍；統一號令、操典與軍紀；配發繳獲和制式武器，加緊操練。
他尤其注重在實戰、戍守與屯墾中，錘鍊這支部隊的忠誠與戰力。
與此同時，他派兵肅清了巴士拉周邊交通線、補給線上的殘匪遊騎，修築驛站、兵站與道路，把從海岸到巴士拉、再延伸到前沿的一條條補給大動脈，護衛得固若金湯。
孫傳庭經營民政糧臺，李定國整軍鞏固後方，一文一武，一張一弛，配合得天衣無縫。
短短數月，曾經在奧斯曼苛政下破敗凋敝、人心離散的兩河下游，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水利修復、糧價平穩、流民歸鄉、田畝復耕、市面復甦、人心歸附。
那繳獲的三個月軍糧，非但沒有坐吃山空，反而隨著兩河這片天然糧倉的復甦，有了源源不斷的本地補給。
西路軍真正做到了孫傳庭所謀劃的“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以本地之治固前方之戰”，把一個單純的軍事佔領區，經營成了進可攻、退可守的可持續戰略根基。
兩河糧臺還定下一套長遠規矩：官倉豐年收糴、歉年平糶，既防穀賤傷農，也防災年斷糧；新開的屯墾點由歸附部族、退役士卒和返鄉流民混住，農時耕種、閒時操練，既是村落，也是一座座守望相助的兵站；沿海與內河的糧船，定班次往來，把一處處糧臺串成網路。
如此不過數月，巴士拉的軍糧，已有近半能從本地籌措，不必再全靠萬里海運。
前線的將領們這才真正咂摸出滋味：孫公暫緩北進，看似慢了一步，實則是把往後每一步，都墊得紮紮實實。
許多原本對大夏心存疑慮、持觀望態度的本地頭人、長老、商人，目睹這短短數月的鉅變，對比奧斯曼統治下的黑暗與新秩序下的安定興旺，無不心悅誠服。
他們漸漸明白，這支遠道而來的軍隊，帶來的不是又一輪掠奪，而是秩序、水利、糧食，是一條能讓老百姓活下去、過得好的新路。
就在西路軍沉下心經營兩河、把根脈越扎越深的時候，巴士拉改天換地、兩河煥然一新的訊息，也隨著往來的商船商旅漂洋過海，一路向東，傳到了遙遠的日本關東，傳到了困守江戶的德川幕府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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