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興生年無正史精確記載，史學界普遍推斷生於唐太宗貞觀末年，雍州長安人氏，也就是今日西安城內尋常寒門子弟。世家大族子弟自幼攻讀經史、謀求科舉入仕，周興的求學道路從一開始就走了旁門——少年時專攻律令條文，熟讀《唐律疏議》，各類定罪量刑、訴訟流程、斷案細則爛熟於心，是鄉里少見的律法專精之人。
唐代入仕途徑分三途：科舉、門蔭、吏員雜流。周興無祖上官爵可依託，家境普通，又不願耗費十數年光陰鑽研儒家經文參加科舉，索性走基層吏道，憑藉一身律法本事，順利得授河陽縣令，赴河南孟州一帶任職。
做河陽縣令的這段歲月，是周興人生中為數不多尚能剋制戾氣的階段。初入官場，他辦事條理清晰，審理民間訴訟條理分明，地方上民間糾紛經他斷決，極少出現反覆上訴的情況。單論律法專業能力，同期一眾地方縣令無人能及，也正因這份亮眼才幹，唐高宗留意到這名基層官吏，有意將他調回長安中樞提拔任用。
升遷的訊息傳到河陽縣衙，周興欣喜若狂。在小縣城日復一日處理雞毛蒜皮的民事案件，從來不是他的人生目標，他心心念念擠進朝堂，手握生殺刑獄大權，實現積壓多年的仕途抱負。為穩妥促成提拔，他頻繁託往來長安的官吏打探訊息，私下拜訪朝中官員，遞上書信疏通關係，滿心等待一紙調令。
可變數驟然降臨。朝中有人專門上書高宗，直言周興出身吏員雜流，並非科舉正途出身，根基淺薄，驟然調入尚書省執掌機要，於朝堂規制不合。唐代重科舉清流，吏人出身歷來被士大夫階層輕視，這份奏疏正中朝堂主流偏見，高宗思慮再三，擱置了提拔周興的計劃。
訊息傳回河陽，周興滿心歡喜瞬間碎得一乾二淨。他不甘心，數次託人拜訪當朝宰相魏玄同，希望對方從中周旋，給自己一條晉升通路。魏玄同為人忠厚，知曉周興心性急躁、執念權位，不願虛耗他的精力，便直白對來人傳話：“周興，你且安心回任，不必再奔波鑽營。”
這句話本是善意規勸，落在滿心怨懟的周興耳中，徹底變了味道。他固執認定，是魏玄同在皇上面前刻意詆譭自己，一手掐斷了自己入京高升的門路。此刻的他藏起心底恨意，表面依舊恭順履職，可仇怨的種子就此深埋心底，只待合適時機破土而出，這樁私人恩怨，日後釀成滿門慘死的大禍。
此後數年，周興困在河陽原地踏步，同期入仕的同僚藉著科舉、門蔭紛紛調往京城，唯有他原地打轉。日復一日的失意，慢慢磨平了他心中僅存的為官底線。他看透了朝堂規則：規矩禮法、律法公正全是空談，想要往上爬，唯有順應上位者心意，踩著旁人屍骨上位。
高宗駕崩，武則天以太后身份臨朝稱制，天下局勢風雲突變。光宅元年，英國公李敬業在揚州起兵叛亂，打著扶持廬陵王、匡復李唐的旗號舉兵十萬，雖短短數月便被平定，卻給武則天敲響警鐘——朝野內外，忠於李唐、反對女子掌權的勢力遍佈朝野，宗室、世家、文官集團皆暗藏反心。
平定叛亂之後，武則天決意以雷霆手段肅清異己，一套全新的告密制度應運而生。垂拱二年，武則天下令朝堂登聞鼓、肺石不再設守衛，任何人無論身份貴賤，均可擊鼓投狀告發謀反；同年三月，設立銅匭制度，洛陽朝堂安放四面銅製告密匣子，分延恩、招諫、申冤、通玄四格，百姓、官吏隨時可投遞告密文書，但凡告發謀逆之人，無論真假，一律由御史親自接待，提供驛馬、五品官員膳食護送前往洛陽，告密屬實者破格提拔，即便誣告也不追究罪責。
這套制度徹底打破了唐代官場舊秩序，無數底層投機者看到一步登天的機會，周興便是其中嗅覺最敏銳之人。他立刻放棄河陽縣令的安穩差事，想方設法調任尚書省都事，進入京城核心機構，一頭扎進告密構陷的浪潮裡。
此時的周興，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公正斷案的基層縣令。多年仕途失意積攢的委屈、對清流官員的嫉妒、對權力極致的渴望交織在一起，他精準捕捉到武則天的核心需求：女皇需要一把鋒利的刀，替她剷除所有反對勢力，而自己精通律法，最擅長羅織罪名、編織罪證，是這把刀最合適的人選。
尚書都事只是尚書省底層辦事官吏，品級低微，手中無半分審判實權，周興卻把這個不起眼的職位用到了極致。每日守在銅匭旁，主動梳理各地投遞的告密文書，但凡文書提及宗室、高官有不滿武后之舉，他立刻主動跟進，深挖所謂“謀反線索”，添油加醋補充罪證，第一時間遞到武則天面前。
普通告密者只能陳述所見所聞，周興不一樣，他熟稔全部律法漏洞，懂得如何把一句隨口抱怨、一次私下會面、一封尋常書信，拆解構造成謀逆重罪。官員私下相聚飲酒，他能捏造私下盟誓、意圖起事；宗室子弟閒談朝政，他能曲解為密謀恢復李唐江山；世家往來書信，隻言片語便能被他引申出謀逆佐證。
武則天閱覽奏疏，一眼看中了周興這份“才能”。別的官吏審理案件講究證據周全、依律定罪，周興完全拋開律法約束，只圍繞女皇肅清異己的需求辦案，羅織罪名邏輯縝密，牽連範圍極廣，剛好契合當下高壓清算的政治需求。短短兩年，周興接連升遷，從尚書都事提拔為司刑少卿，最終官拜秋官侍郎。
武周時期改刑部為秋官，秋官侍郎等同刑部二把手，全國重大謀逆案件幾乎全部交由周興審理，生殺大權握於一手，洛陽大理寺、制獄成了他的專屬刑場。權柄加身，往日輕視他計程車大夫官吏紛紛避之不及，人人知曉，一旦落入周興手中，絕無全身而退的可能。
時人私下給周興起了一個可怖綽號：牛頭阿婆。牛頭本是地獄勾魂惡鬼，阿婆為民間陰狠老婦之意，二者結合，足以體現朝野上下對他的恐懼與憎惡。百姓、官吏私下控訴他刑訊殘酷、濫殺無辜，流言傳到周興耳中，他毫無半分愧疚，反倒直接在衙門口張貼判詞，語氣狂妄冷血：“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鹹悉無言。”
這句話直白展露他扭曲的三觀：但凡抓到獄中的犯人，必然喊冤，只要一刀斬殺，自然再也沒人爭辯冤屈。在他眼中，人命只是鞏固自身權位、討好武則天的工具，律法不再是約束惡行的標尺，而是隨意捏造罪名、屠戮他人的利刃。
執掌刑獄之後，周興並不滿足常規刑具，為逼取口供，他親手設計十餘種酷刑，每種刑具名字聽來便令人頭皮發麻：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失魂膽、死豬愁、求即死……整套刑訊流程層層遞進，從肉體折磨擊潰犯人的心理防線，絕大多數犯人剛被帶入刑房，望見排列整齊的刑具，便嚇得渾身顫抖，不等動刑，主動承認所有捏造的謀反罪名，只求速死免受折磨。
與同期另一名酷吏索元禮相比，周興的陰狠更具系統性。索元禮是胡人，行事粗暴，只會依靠酷刑硬逼口供；周興精通朝堂規則，懂得分層構陷，先抓底層隨從，層層往上牽連，一件案子動輒牽連數十乃至上百個家族，牽連範圍遍佈朝堂、宗室、地方州縣。《舊唐書》明確記載：自垂拱年間開啟告密清算，經周興之手審理的詔獄，被他羅織陷害、抄家處死、流放邊疆之人，累計多達數千戶，數千條人命葬送在他的刑獄之中。
為徹底站穩腳跟，周興精準拿捏武承嗣等武氏宗親的心思，主動迎合，充當武氏打壓對手的先鋒。宰相韋方質素來剛正，不願依附武家勢力，周興揣摩武承嗣心意，憑空捏造韋方質串通李唐宗室謀反的罪證，上奏彈劾。韋方質隨即被罷官流放，周興暗中派遣殺手，在流放途中將其誅殺，剷除武氏眼中釘的同時，也向武家遞上投名狀，鞏固自身地位。
積壓多年的私人仇怨，他也藉著刑獄大權一併清算，當年阻斷他晉升的魏玄同，成了他首要報復目標。永昌元年，周興憑空捏造證詞，誣告魏玄同私下與人閒談，稱“太后年事已高，不如依附李家皇帝方能長久立足”，這句話在當時等同於謀逆大罪。
武則天本就對高宗舊臣心存忌憚，看到周興呈上的罪證，不加核查便下令將魏玄同收押入獄。周興親自審訊昔日宰相，用盡酷刑逼迫認罪，最終魏玄同被賜死家中，家中子弟盡數流放蠻荒之地。昔日一句善意規勸，換來滿門流離慘死，周興心中多年鬱結一朝消散，可朝堂之上，所有人都看清了他睚眥必報、心狠手辣的本性，私下忌憚更深。
除卻文官集團，屠戮李唐宗室，是周興仕途最重要的功績，也是他獻給武則天最厚重的投名狀。唐高宗留下多名皇子，韓王李元嘉、魯王李靈夔、越王李貞、紀王李慎等宗室親王，手握封地兵權，在朝野聲望深厚，是武則天登基稱帝最大阻礙。
越王李貞率先起兵反抗，兵敗自盡後，周興主動攬下清算宗室餘黨的差事，大肆羅織罪名，將各地李氏親王盡數牽連入獄。他不分老幼，但凡沾親帶故的李氏子弟，一律扣上同謀反叛的罪名，獄中酷刑輪番伺候，宗室親王、郡主、駙馬接連被斬殺，未成年皇室子孫要麼流放嶺南，要麼發配宮中為奴。短短一年，李唐宗室血脈被屠戮大半，昔日尊貴皇族，見到周興的車馬，嚇得閉門不敢出聲。
載初元年，武則天籌備改唐為周、登基稱帝，周興抓住關鍵時機，呈上一道震動朝野的奏疏：請求廢除李氏宗室宗正屬籍，徹底剝奪李家人的皇族身份，從法理上斬斷李唐復辟的根基。這份奏疏精準戳中武則天心中所想，當即被全盤採納。同年九月，武周王朝建立，武則天登基，破格提拔周興為尚書左丞，躋身中樞機要官員之列，此時的周興，權勢達到人生頂峰，朝堂之上除武氏諸王，無人敢與之抗衡。
站在權力最高點的周興，已然迷失在生殺予奪的快感之中。他認定自己是武則天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只要女皇仍需肅清反對勢力，自己便能永掌刑獄大權，榮華富貴源源不斷。可他始終沒有看透，酷吏從來只是皇權的臨時工具，阻礙消除之日，便是工具廢棄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