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杜甫消化喪子之痛、勉強安頓家人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起兵造反,安史之亂爆發,盛唐的太平歲月,徹底終結。
安史之亂的戰火飛速蔓延,潼關失守,長安淪陷,唐玄宗倉皇出逃蜀地。杜甫帶著妻兒跟隨難民逃往陝北羌村避難,暫得喘息。不久聽聞太子李亨在靈武登基,即唐肅宗,重建朝廷,杜甫燃起報國希望,獨自告別家人,動身奔赴靈武投奔新帝。
亂世行路兇險萬分,杜甫剛走到半路,就被叛軍抓獲,押回已經陷落的長安城中,淪為俘虜。叛軍知曉他只是無實權的底層小官,沒有嚴加囚禁,卻不許離開長安。
整整大半年,杜甫被困滿目瘡痍的故都,昔日繁華街巷雜草叢生,皇室貴族流離失所,百姓慘遭叛軍劫掠屠戮。深夜望月思念羌村妻兒,他寫下《月夜》;望著破碎都城春光,滿心悲涼,揮筆創作《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短短四十個字,寫盡亡國之痛、離別之苦,流傳千年。
至德二年,西元757年,趁著叛軍防守鬆懈,杜甫冒著被殺的風險,偷偷從長安金光門出逃,一路徒步翻山,衣衫破爛,腳上麻鞋,衣袖磨破露出手肘,千里奔赴鳳翔,拜見唐肅宗。肅宗見他忠心冒死來投,授予左拾遺一職,屬於諫官,職責是直言規勸帝王、彈劾官員,品級不高,卻有直接上書言事的權力。
杜甫本性耿直,眼裡容不下官場不公,上任不久就惹下大禍。當時宰相房琯率軍平叛兵敗,朝中大臣紛紛落井下石,肅宗震怒想要重罰房琯。杜甫認為房琯忠心為國,戰敗實屬戰局客觀因素,立刻上書極力營救,言辭懇切,極力為房琯辯解。
這番舉動徹底惹怒唐肅宗,肅宗認定杜甫結黨偏袒,當即下令審訊杜甫,多虧朝中大臣求情,才免去牢獄之災,但肅宗從此疏遠杜甫,不再信任他。當年初秋,朝廷准許杜甫回家探親,他一路跋涉返回羌村,與分離一年多的妻兒重逢,寫下《羌村三首》《北征》,記錄亂世普通家庭劫後重逢的心酸與短暫溫情。
同年九月,唐軍收復長安、洛陽兩京,肅宗返回都城,杜甫跟隨朝廷重回長安。可朝堂之上排擠不斷,皇帝始終記恨他為房琯進言,沒過多久,一紙調令下發,杜甫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管理地方文書、賦稅、祭祀等雜務,徹底遠離中央朝堂。
乾元二年春天,杜甫因公事從華州前往洛陽,返程途中親眼目睹官府強行徵兵,戰火之下百姓家破人亡,青壯年男子盡數被抓上戰場,老人、婦人、孩童無人依靠。一路見聞刺痛內心,他連續寫下六首史詩級詩作,合稱“三吏三別”:《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
《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直白刻畫官吏兇狠、百姓無助;新婚夫妻成婚次日新郎便被抓走;垂暮老人晚年唯一兒子戰死,自己還要奔赴沙場;百姓家園被戰火摧毀,孤身一人無處可去。六首詩歌以普通百姓視角,完整記錄戰亂徵兵帶來的毀滅性災難,字字寫實,句句泣血,“詩史”二字,在此刻真正名副其實。
華州官職瑣碎壓抑,官場依舊充斥傾軋,再加上當地饑荒四起,糧食價格飛漲,杜甫微薄俸祿根本養不活全家。乾元二年立秋,四十七歲的杜甫看透官場無望,下定決心辭去官職,不再踏入仕途,攜全家老小向西逃難,前往秦州、同谷避禍。
西行之路是杜甫一生最艱苦的一段旅程,群山連綿,道路崎嶇,糧食斷絕,一家人靠挖野菜、採野果勉強活命。在同谷縣,杜甫一家困守荒山,寒冬臘月無棉衣、無存糧,他寫下《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記錄兒女啼哭、自身病痛、飢寒交迫的絕境。走投無路之下,杜甫聽聞蜀中成都相對安定,還有昔日友人在當地為官,便下定決心,翻越崇山峻嶺,奔赴四川成都。
乾元二年年末,杜甫歷經千難萬險,終於抵達成都。蜀中戰亂較少,時任成都尹的嚴武是杜甫世交好友,得知杜甫舉家逃難而來,處處施以援手,接濟糧食、錢財,幫杜甫尋找安身之地。
上元元年,四十九歲的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修建一間簡陋茅屋,這就是後世家喻戶曉的杜甫草堂。漂泊十餘年,杜甫終於擁有一處真正屬於自己的家,這段日子,是他後半生少有的安穩時光。
草堂四周環境清幽,溪水環繞,綠樹成蔭,杜甫開墾一小塊菜地,種植蔬菜,向縣令討要竹子樹苗栽種,日常吟詩、散步、與鄰里老農閒談,心境舒緩,詩作也多了幾分閒適溫柔。《江村》寫草堂日常:“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樑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平淡溫馨的居家畫面,是杜甫顛沛半生難得的溫柔寫照。
春日春雨落下,萬物復甦,他寫下《春夜喜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文字柔和治癒;閒暇時拜訪武侯祠,感念諸葛亮一生鞠躬盡瘁,寫下《蜀相》,“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借古人抒發自身報國無門的遺憾。
杜甫身上詼諧樂觀的性子,在草堂時期充分展現。隔壁老農時常拉著杜甫到家飲酒,絮絮叨叨訴說家常,杜甫從不厭煩,反倒作詩記錄老農淳樸熱情;朋友託他尋找特產茯苓,山中茯苓稀少,他寫詩打趣友人嗜酒,許諾贈送藤杖攙扶醉酒的友人;狂風颳壞花草,他也提筆自嘲,言語輕鬆,苦中作樂。
安穩歲月僅僅持續兩年,一場秋風擊碎草堂寧靜。上元二年深秋,狂風呼嘯,屋頂茅草被大風捲走,孩童趁機搶走散落茅草,杜甫年老體弱,無力追回,當晚天降大雨,茅屋四處漏雨,全家蜷縮在潮溼冰冷的屋內難以安睡。
自身窮困潦倒、茅屋破敗,杜甫卻沒有隻哀嘆個人苦難,望著漫天風雨,心中牽掛天下所有流離失所的貧寒讀書人,揮筆寫下《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末尾一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短短幾句,將個人悲歡上升到萬民疾苦,“憂國憂民”四個字,在這一刻刻進他的詩文靈魂。
寶應元年,蜀中爆發叛亂,成都陷入動盪,杜甫被迫暫時離開草堂,前往梓州避難。直到廣德元年,唐軍收復河南河北,安史之亂徹底平定,漂泊八年的杜甫聽聞捷報,狂喜難掩,寫下生平唯一一首輕快奔放的七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壓抑多年的家國悲痛,在勝利訊息傳來時盡數釋放。
廣德二年,嚴武再次出任成都節度使,再三邀請杜甫入幕府任職。為養活家人,五十四歲的杜甫出任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世“杜工部”的稱呼便來源於此。幕府公務繁雜,同僚之間矛盾重重,杜甫性格耿直,時常與旁人產生摩擦。一次酒宴之上,杜甫醉酒,當眾直言“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誇讚嚴武父親順帶調侃嚴武,嚴武當場動怒,二人險些生出嫌隙,多虧旁人調解緩和關係。
短短半年,杜甫厭倦幕府官場束縛,果斷辭官,重回浣花溪草堂居住。可好景不長,次年四月,好友嚴武驟然病逝,蜀中再無依靠,戰亂隱患再起,杜甫深知成都難以久留,下定決心離開四川,沿長江向東漂泊,計劃返回故鄉洛陽。
永泰元年,五十六歲的杜甫攜家人乘船離開成都,一路沿長江向東,途經嘉州、渝州、忠州,旅途緩慢,中途杜甫肺病、風溼反覆發作,身體日漸衰敗。大曆元年夏天,杜甫抵達夔州,也就是如今重慶奉節。
夔州都督柏茂琳敬重杜甫才學,對他多有照料,杜甫得以在夔州停留兩年,租下東屯公田,置辦果園,僱人耕種,生活再度短暫安定。
此時杜甫已近花甲,半生風雨積攢無數心事,過往盛世漫遊、長安困頓、戰亂流離、草堂歲月一一湧上心頭,創作迎來人生最高峰。
短短兩年,杜甫在夔州寫下四百三十餘首詩,佔據現存全部詩作三成,格律、意境、思想全部抵達巔峰,七言律詩造詣無人能及。《登高》創作於夔州秋日,“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被後世評為“古今七言律詩第一”,一字一句,道盡晚年漂泊、病痛纏身、家國動盪的萬般愁苦。
閒暇之時,杜甫回望一生,寫下長篇自傳詩《壯遊》《昔遊》《遣懷》,完整記錄從少年到暮年的全部人生軌跡,為後世研究自身生平留下第一手史料;組詩《秋興八首》《詠懷古蹟五首》《諸將五首》,借夔州秋景、歷史古蹟,抒發家國之憂、身世之嘆,結構嚴謹,意境厚重,成為七律聯章的典範之作。
在夔州,杜甫依舊心繫民間疾苦,當地底層婦女負重勞作、貧苦百姓飽受賦稅壓榨,他寫下《負薪行》《最能行》,記錄偏遠山城底層百姓的生存困境,即便自身病痛纏身,從未停止注視人間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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