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積寺一戰，叛軍死傷四萬餘人，被俘上萬，關中防線徹底崩潰，長安已然守不住。一眾叛將商議棄城逃往陝郡，再退守鄴城依附安慶緒。彼時唐軍元帥廣平王李俶性格優柔，大勝之後沒有聽從部下連夜追擊的建議，休整一日才領兵入城，正是這一天空隙，給了田乾真等殘將逃生的機會。
夜幕籠罩殘破的長安，田乾真站在京兆府門前，看著滿城火光、流離百姓，心中五味雜陳。數年征戰，從遼東邊城到東都洛陽，再到大唐帝都，一路屍橫遍野，盛世山河滿目瘡痍，當初隨軍起兵，只為部族安穩、博取戰功，從未想過釀成如此浩劫。安慶緒狹隘猜忌，史思明擁兵自重，偽燕政權分崩離析，敗局已定，繼續追隨叛軍，不過是徒勞赴死。
當晚撤離長安的隊伍一片混亂，將領各懷心思，有人打算投奔史思明，有人準備半路投降唐軍，還有人只想尋一處偏僻之地隱姓埋名。田乾真與心腹數十名契丹親兵私下商議，如今大勢已去，叛軍覆滅只是時間問題，繼續跟著安慶緒退守鄴城，將來戰敗難逃朝廷清算，契丹部族親眷還會受到牽連，不如趁亂脫離大部隊，尋隱秘之地隱居，徹底遠離亂世紛爭。
次日清晨，大部隊朝著陝郡方向趕路，行至山路分叉口，田乾真謊稱領兵前去探查唐軍動向，帶著數十名親信輕騎脫離主力，朝著秦嶺深山方向疾馳而去。自此之後，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等官方正史，再也沒有出現田乾真（田乾）的記載，一代文武兼備的叛軍核心將領，憑空消失在歷史記載中，下落成持續千年的謎團。
後世史學界針對田乾真的結局，衍生出三種主流推測，各有史料、野史佐證，沒有定論：
第一種推測：歸隱秦嶺，遁入山林做布衣，安度餘生。
晚唐民間地方誌、秦嶺一帶山野雜記有零星記載：至德二載深秋，有數十名身著殘破契丹甲冑的騎手進入終南山深處，為首男子溫文爾雅，通曉文字，常年在山間開墾荒地，接濟逃難百姓，從不透露過往身份，當地人只稱其“田先生”，數十年後終老山中，無人知曉他曾是偽燕京兆尹。
這種說法貼合田乾真的性格，他素來不喜屠戮，厭倦內鬥紛爭，戰敗後無心再參與各方廝殺，選擇深山隱居合乎情理。且廣平王收復長安後，朝廷首要追捕安慶緒、崔乾佑等核心叛首，田乾真並非獨當一面的統帥，優先順序較低，只要隱匿行蹤，便能躲過清算。
第二種推測：逃亡途中被民間義軍擊殺。
長安周邊飽受叛軍劫掠，百姓組建無數鄉勇義軍，沿途截殺落單叛軍士卒。田乾真一行人雖有騎兵護衛，卻攜帶少量金銀糧草，極易被義軍盯上。部分唐代碑刻、地方縣誌提及，當年陝州至秦嶺沿路，有契丹叛將小隊被鄉民圍攻覆滅，只是沒有留下確切姓名。但這一說法存在漏洞：田乾真麾下親兵都是常年征戰的游牧精銳，普通鄉民很難全殲整支騎兵小隊，若身死，必然會有首級送往唐軍大營領賞，史書定會留下記錄，正史全無相關文字，可信度偏低。
第三種推測：暗中投奔史思明，最終死於叛軍內鬥。
史思明與安慶緒矛盾極深，大量安祿山舊將脫離安慶緒投靠范陽。有五代時期整理的安史雜錄記載，一名姓田的契丹文官將領投奔史思明，後因勸阻史思明屠戮河北百姓，遭麾下武將記恨，私下暗殺。可新舊唐書《史思明傳》詳細記錄所有投靠將領名單，並無田乾真之名，屬於野史孤證，難以採信。
除此之外，還有小眾猜想：田乾真改換姓名，遠赴河西、西域，依附邊疆游牧部落，遠離中原戰火；或是看破紅塵，落髮為僧，隱居古寺。千百年來無實物、碑文佐證，只能作為民間遐想。
最令人唏噓的是，同屬安祿山麾下的叛將，崔乾佑、尹子奇兵敗被殺，田承嗣降唐坐擁藩鎮、世襲四代，安守忠戰死沙場，每個人的結局都清晰記載於史冊，唯獨文武雙全、曾穩住偽燕朝堂的田乾真，筆墨戛然而止，留給後世無盡想象。
後世讀史之人，評價安史叛軍諸將，大多簡單貼上亂臣賊子、禍國殃民的標籤，田乾真也無法脫離叛將的底色，可拋開陣營立場，拆分他一生行事，能看見覆雜立體的人性，絕非單純的奸惡武夫。
先說他不可洗白的過錯，也是史書定調的原罪：
其一，追隨安祿山起兵叛亂，親手參與攻破洛陽、潼關、長安三座核心重鎮，數十萬百姓因戰火流離失所，盛唐國運自此由盛轉衰，藩鎮割據的隱患延續百餘年，晚唐戰亂不斷，根源皆在安史之亂。田乾真作為叛軍核心高層，全程參與謀劃、征戰、治理佔領區，是顛覆大唐盛世的推手之一，亂世苦難，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二，身為叛軍京兆尹，替偽燕政權穩固關中統治，鎮壓忠於大唐的義軍，阻礙唐軍收復失地，延長戰亂時長。縱然他約束軍隊減少屠戮，本質仍是為割據偽政權服務，站在大唐正統視角，屬於謀逆叛臣，朝廷平叛清算的名單之上，他永遠位列其中。
拋開立場，他身上亦有同時期叛軍將領稀缺的閃光點，也是後世史學家願意客觀提及的特質：
第一，文武均衡，大局觀遠超一眾悍將。
安史叛軍武將普遍崇尚暴力，遇事只懂殺伐解決，唯有田乾真懂得安撫人心、調和矛盾。安祿山崩潰欲放棄大業時，滿帳文武無人敢勸，只有他條理清晰剖析利弊，挽救瀕臨分裂的偽集團；佔領洛陽、長安後，他是唯一主動約束軍紀、救濟平民的高層將領，沒有縱容士兵劫掠屠城，一定程度減少百姓苦難。縱觀整個安史之亂，兼具戰場指揮與民政治理能力的叛軍將領，僅此一人。
第二，性格沉穩剋制，不貪戀權財，無暴虐嗜殺之性。
尹子奇圍攻睢陽，全城軍民幾乎屠戮殆盡；崔乾佑用兵殘酷，從不留俘虜；田承嗣反覆叛降，一心割據謀私。反觀田乾真，掌權京兆尹手握關中軍政大權，從未大肆搜刮珍寶、強佔宅邸，繳獲的宮廷珍寶全數上交偽皇宮，自身生活簡樸；對戰被俘唐軍將士，極少下令屠殺，大多選擇遣散釋放，或是編入後勤勞作，不濫施殺戮。與其他叛將相比，心性更為寬厚剋制。
第三，洞察時局，懂得進退，不執著於窮途末路的割據廝殺。
香積寺大敗後，他清晰看清叛軍分裂、大勢已去，沒有像其他將領一樣困守鄴城、互相攻伐，也沒有投降唐軍換取赦免官職，而是選擇徹底退出紛爭。縱觀亂世眾人，要麼貪圖富貴割據一方，要麼畏死投降苟活，能主動捨棄兵權、權勢，歸隱避世，在亂世武將中十分少見。
歷代文人對田乾真的評價，呈現兩極分化：
正統儒家史官，以忠君大義為先，將其歸入逆臣列傳，定性為助紂為虐的亂臣，只客觀記錄戰事、勸諫安祿山兩件史實，不加褒揚；
宋代、清代民間讀史文人，更願意客觀看待人性，不少筆記雜談稱讚其謀略與仁心，惋惜明珠暗投，錯隨安祿山起兵，若效力大唐朝廷，必能成為郭子儀、李光弼一般的千古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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