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衣衛衛所被毀，參將王國樑下落不明，巡撫衙門、糧倉遭焚。”
這些奏報的日期也多在四月初一、或更晚，
竟無一提及“代王被殺”、“王府被毀”、“魔鬼北遁”這等塌天之禍！
他們的訊息似乎停滯在了兵變初起、城陷混亂的階段，
對後續那毀滅性的發展竟似一無所知，形成了巨大的資訊真空。
其實，早在三月初四亂兵剛佔領大同鎮城時，
巡撫張翼明就在當夜倉皇出逃，一路狂奔逃往宣府。
第二天，宣大總督馮嘉善在陽和城就得知了大同兵變的訊息。
然而，得知訊息的馮嘉善，陷入了典型的官僚困境。
他首先做的不是緊急調兵，而是立刻召集幕僚議事。
議事廳裡爭論不休，有人主張立即發兵鎮壓，有人堅持應以招撫為主，以免激化矛盾。
馮嘉善本人性格懦弱，缺乏決斷，既怕貿然出兵導致事態擴大，責任更大。
又怕按兵不動被指責坐視不理。
會議從早開到晚，未能形成統一意見。
最終，他採取了一個最“穩妥”也最無效的方案：
一邊寫奏章向朝廷彙報情況，請求指示。
一邊象徵性地行文給周邊衛所，要求他們“加強戒備，聽候調遣”，但並未下達明確的出擊命令。
同時，他派出了幾撥探馬前往大同方向打探，
但這些探馬或因膽怯未敢深入，或因亂兵封鎖而回報訊息模糊。
就這樣，寶貴的應對時間在猶豫和公文往來中迅速流逝。
馮嘉善未能及時掌握亂兵內部的動態，更未能察覺任何關於“域外勢力”介入的蛛絲馬跡。
他得到的情報始終停留在“亂兵據城，局勢混亂”的層面。
等到代王府被攻破、鍾擎所部現身並掌控局面的關鍵時期，
馮嘉善派出的探馬幾乎完全無法潛入大同鎮城，訊息來源徹底中斷。
他坐在陽和城的總督府裡，對大同城內正在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
代王被殺、王府被拆、神秘軍隊集結物資——幾乎一無所知。
他的奏報也因此嚴重滯後於現實，內容空洞，
與劉文忠透過東廠密奏系統發出的密信形成了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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