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裡重新安靜下來。但這次的安靜與之前不同——之前是等待的安靜，現在是行動前的安靜。小刀已經調出了七八個不同的加密通訊協議介面，手指在鍵盤上飛舞，螢幕上的程式碼像瀑布一樣滾動。阿杰在筆記本上畫出了一個複雜的談話指令碼框架，標註了不同話題的切入角度、試探深度、以及應急撤退方案。
伍馨走到咖啡機旁，又接了一杯咖啡。滾燙的液體滑過喉嚨，帶來一陣短暫的灼痛感，然後是咖啡因湧入血液的輕微震顫。她端著杯子，重新站到白板前。
白板上已經佈滿了字跡和線條。左邊是“學者A”那條陷入僵局的線，中間是剛剛發現的“李維博士/Neuro_Seeker”新線索，右邊是正在構建的“前輩學者”接觸方案。三條線，三個方向，三種可能。
但她的目光只集中在中間那條線上。
李維博士。那個在深夜的加密論壇裡，用學術語言包裹著靈魂求救訊號的人。
她想起自己剛被全網黑、被雪藏封殺的那些日子。無數個夜晚，她獨自坐在公寓裡，看著網路上鋪天蓋地的謾罵和嘲諷，感覺整個世界都在對她尖叫“你有罪”。沒有人聽她解釋，沒有人相信她的清白，甚至沒有人願意停下來，問一句“你真的做了那些事嗎？”那種被全世界拋棄、連自己的聲音都發不出去的窒息感，她太熟悉了。
而現在，李維博士正在經歷某種相似的窒息——不是來自輿論，而是來自他親手參與建造的技術牢籠。他的同事們可能都在狂熱地追求下一個突破，他的上司可能只關心實驗資料和商業轉化，那些被實驗的“物件”可能根本無力表達自己的感受。只有他，站在科學與人文的交界處，聽到了那些無聲的尖叫。
“小刀，”她突然開口，“李維博士在論壇裡的所有發言，再給我看一遍。逐字逐句。”
小刀愣了一下，但還是迅速調出了存檔的頁面。伍馨走到電腦前，俯身看著螢幕。那些冷靜的學術論述之下，那些痛苦的情緒流露之間，她尋找著某種更隱秘的東西——某種可能成為“鑰匙”的東西。
“你看這裡，”她指著一段話，“他說：‘在最近的一次實驗中，我們嘗試用叢集反饋強化受試者對特定色彩序列的情緒反應。效率提升了37%，但事後訪談顯示，受試者對實驗過程中播放的背景音樂——一段他們平時很喜歡的古典樂——完全失去了印象。就像那段音樂從未存在過。’”
伍馨直起身，眼中閃過一道光：“這不是一般的實驗細節描述。他在暗示某種更可怕的東西——技術效率的提升，是以犧牲感知的豐富性、記憶的完整性為代價的。他在問：我們到底在強化什麼？又在抹去什麼？”
阿杰走過來，看著那段話：“所以，在談話指令碼中，我們可以讓前輩學者提到一個‘假設性’的案例：如果某種神經幹預技術，在提升特定認知功能的同時，無意中削弱了受試者對藝術、音樂、美感的感知和記憶，那麼這種技術的倫理邊界在哪裡？它還算是一種‘治療’或‘增強’嗎？還是說，它已經變成了一種……修剪？”
“對。”伍馨點頭，“用學術語言包裝，但直指核心。如果李維博士真的有良知上的掙扎，這個問題會像一根針，精準地刺中他最痛的地方。”
時間在沉默的策劃中流逝。窗外的天色從深黑轉為墨藍，又從墨藍透出第一縷灰白。街道上開始出現早班公交車的引擎聲，以及清潔工清掃路面的沙沙聲。城市正在醒來，而書房裡的三個人，已經在這個不眠之夜中，構建起了一個精密的、危險的、卻又充滿希望的計劃。
加密通訊器的指示燈再次閃爍時，已經是清晨五點四十七分。
趙啟明的聲音聽起來疲憊到了極點，但其中有一種完成任務的釋然：“找到了。三個人選。我按優先順序排序。”
“第一位，陳景和教授。七十一歲，中科院院士，曾任國家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中心首席顧問。學術生涯早期研究視覺神經機制，中年後轉向‘藝術感知的神經基礎’，主持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審美體驗的認知神經機制’。十五年前，他在《自然·神經科學》上發表過一篇著名評論文章，標題是《當演算法遇見繆斯：神經科學的人文責任》。這篇文章在業內影響很大，李維博士幾乎肯定讀過。陳教授三年前正式退休，但仍在帶博士生，偶爾參加學術活動。他為人正直，在幾次學術倫理爭議中都公開發聲，聲望極高。”
“第二位，周文淵教授。六十五歲，長江學者，現任北師大認知神經科學與學習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研究方向就是‘藝術療愈與神經可塑性’，與多家醫院的藝術治療科有合作專案。他性格相對謹慎，但學術立場一貫強調‘技術為人服務’。五年前，他評審過李維博士的一項青年基金申請，給出了‘創新性突出，但需加強倫理考量’的評語。兩人有過郵件往來。”
“第三位，吳啟明教授。五十八歲，海外歸國學者，現任上海交大神經科學與藝術交叉研究中心主任。他是三人中最年輕、也最‘跨界’的——本身有音樂背景，博士研究的是‘音樂句法加工的神經機制’。他性格外向，善於交際，經常組織跨學科學術沙龍。缺點是……背景相對複雜，與產業界聯絡密切。”
趙啟明停頓了一下：“我的建議是陳景和教授。聲望最高，立場最清晰，退休狀態也讓他相對超脫。但難點在於——如何說服他參與？他這樣級別的學者，不會輕易捲入任何可能帶有‘政治’或‘情報’色彩的事情。”
伍馨看著白板上剛剛寫下的“陳景和”三個字，沉思了幾秒鐘。
“不需要告訴他全部真相。”她說，“只需要告訴他部分真相：我們發現了一些跡象，表明某些商業或研究機構可能在神經幹預技術的應用上，存在嚴重的倫理越界，可能對受試者造成不可逆的認知損傷。我們正在調查，但需要學術界的幫助，以‘探討學術倫理’的名義，與一位可能知情、也可能正在困惑中的年輕學者進行一次對話。目的是瞭解情況，也是……給那位年輕學者一個表達困惑的機會。”
她走到窗邊，徹底拉開了窗簾。清晨的天光湧進書房，刺得她眯起了眼睛。城市在晨曦中顯露出清晰的輪廓，高樓大廈的玻璃幕牆反射著金色的朝陽，街道上車流開始匯聚，像甦醒的血管。
“陳教授一生研究藝術與神經科學的交匯，”伍馨轉過身，背對著晨光，面容在逆光中顯得模糊，只有聲音清晰而堅定，“他相信美、相信感知的完整性、相信技術應該豐富而非剝奪人性。如果我們告訴他，現在有些技術正在做的，恰恰是抹去人們對音樂的記憶、對色彩的感知、對美的體驗……他會坐視不管嗎？”
書房裡一片寂靜。小刀和阿杰都看著她，看著她站在晨光中的身影，看著她眼中那種混合著疲憊、決絕、以及一絲微弱但確實存在的希望的光芒。
加密通訊器裡，趙啟明長長地吐出一口氣。
“我去聯絡。”他說，“給我一個上午的時間。但伍馨，你要準備好談話指令碼的最終版本，還有——如果陳教授同意，我們需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安排會面。時間拖得越久，變數越多。”
“明白。”伍馨說，“小刀，搭建通訊鏈路。阿杰，完善指令碼。我負責給陳教授的‘情況說明’撰寫初稿。我們……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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