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小聲說話，有人在記筆記，有人在互相交換眼神——那種“果然如此”的眼神。張懷仁沒有停下來。他繼續說下去。
“第二次DNA鑑定，是在孩子出生之後做的。結果和第一次一樣——孩子與韓振宇先生沒有親子關係。”
他停頓了一下，從手邊拿起一個資料夾，翻開，把裡面的一沓檔案舉起來——打印出來的，有表格，有資料，有公章，有簽名。
他把那些檔案放在桌上，用手指著上面那些紅色的箭頭和圈出來的數字。
“大家可以上來拍，”他說，“這些是原始檔案的影印件，原件我已經交給了韓振宇曾經的司機陳小陽。”
臺下有人站起來，拿著相機衝上來拍照。閃光燈又密集起來——“咔嚓咔嚓咔嚓”——像幾百只鳥在叫，聲音刺耳而急促，把整個多功能廳都淹沒在一種白花花的光海里。
張懷仁坐著沒有動，他讓那些人拍完了，然後繼續說。
“其次，”他的聲音低了一些，像一個人在說一件他不願意說但不得不說的事，“我要承認一件事。我做了錯事。我收了他的錢。他給了我一張支票，金額是——人民幣五百萬元。”
臺下又騷動起來。那聲音比剛才更大了，像一群蜜蜂從蜂巢裡湧出來，翅膀扇動著，發出嗡嗡嗡的響聲。有人在“啊”了一聲，有人在搖頭，有人在冷笑。
張懷仁從資料夾裡拿出另一份檔案——一張支票的影印件和一張銀行卡。支票上寫著韓振宇的名字，寫著四百五十萬元的金額，寫著日期——那是葉如嬌生產之日的前五天，張懷仁去銀行兌現的日期。
他舉起來，讓攝像機拍。
銀行卡是韓振宇讓陳小陽給他的尾款，是在葉如嬌生產當日，DNA報告出來之後。
“這是韓振宇先生給我的支票，”他說，“條件是——我修改DNA報告，把他‘非親生’改成‘親生’。”
他的嘴唇在抖，不是緊張，是羞愧。他的目光從那張支票上移開，看著臺下，像是在找一個可以傾訴的人。
“我做了。我收了錢，我幫他改了，我幫他騙過了所有人。我告訴韓振宇先生的家人、他的父親、他的母親、他的兄弟們——孩子是他的。但是，那些話，那些報告全是假的。”
臺下安靜了。那種安靜不是“我沒有話要說”的安靜，是“我需要消化一下”的安靜。像一個在吃飯的人，突然被噎住了，需要停下來，喝一口水，等食物順著食道滑下去，才能繼續。
張懷仁沉默了五秒鐘。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抓著，像一個在努力穩住自己的人。
阿金在後面看著他，沒有動，但他的目光變了一下，從剛才的觀察變成了一種確認——“他還在控制之內，他還在按照劇本走。”
“我決定辭去濱海市協和醫院所有職務，”張懷仁的聲音越來越低，像一個在自言自語的人，“原因是我違背了醫德。我不配當醫生。我不配穿那件白大褂。我不配站在手術檯前面。更不配做一位院長。”
他抬起頭，看著臺下。他的目光從那排攝像機上面滑過去，滑到臺下的某個人身上——他不知道那個人是誰，但他想看著一個人說話，他不想對著那些亮著的紅色指示燈說話。
“我向大家道歉，”他說，“向那些信任我的病人道歉，向那些等著我救命的患者道歉，向葉如嬌女士道歉——她不知道。她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她以為自己嫁進了一個愛她的家庭，以為自己生了韓振宇先生的兒子。她不知道，那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被預先設計好的。”
臺下有人在擦眼睛——不知道是感動，還是沙塵進了眼睛。有女記者低下頭，在採訪本上寫著什麼，筆尖劃紙的聲音在安靜的會場裡格外清晰。
張懷仁繼續說了下去。他的聲音從最初的顫抖變得平穩，從平穩變得篤定，像一個在走一條很長的路的人，開始的時候走得很慢，很小心，但走著走著，他就習慣了那條路的坑坑窪窪，習慣了那些絆腳的石頭，就不再怕了。
他從包裡拿出手機，開啟一個音訊檔案，按下播放鍵。音響裡傳出了兩個人的聲音——一個是他自己的，一個是韓振宇的。
“張醫生，那件事……你辦得怎麼樣？”
“韓董，您放心，辦好了。報告已經改好了，原件我也處理了。”
“不會有任何人知道吧？”
“不會的。只有您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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