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默是在一條巷子裡看到那個女人的。
巷子不深，兩側是殘破的木樓，樓上的窗戶碎了，窗簾在風裡飄著。他從巷口經過，聽到裡面傳來撕心裂肺的哭喊聲，那聲音不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就在前面，拐個彎就到。他的腳步慢了一下，然後繼續走。走了幾步停下來，不是因為聽到了什麼，是聽到了太多的什麼。女人的哭聲、日語咒罵聲、布料被撕碎的聲音、肉體撞擊牆壁的聲音。這些聲音混在一起，在窄巷子裡來回彈著，像一群被困在籠子裡的野獸在嘶吼。
巷口有一個日本兵在抽菸，槍橫在胸前。他看見陳默，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繼續抽菸。他認識陳默，也許不認識這個人，但他認識那個相機，認識那個記者證，認識那個“隨軍記者”的身份。記者不是憲兵，記者不管這種事。記者只管拍照，寫報道，發回東京，讓那些沒見過世面的老百姓看看“皇軍”在前線的英勇事蹟。
陳默站在巷口，手在口袋裡慢慢握緊。指甲嵌進掌心裡，疼，那種疼不是銳利的，是鈍的，像一把沒有開刃的刀在你身上慢慢地、一下一下地鋸。他在想，衝進去，拔出槍，把那幾個禽獸斃了。然後呢？然後他被憲兵隊逮捕，審訊，槍決。他死了，情報斷了，一號作戰的兵力部署沒有人去拿。林曼春在蘇北等著他，秦雪寧在上海等著他，孤兒院裡那個叫他“叔叔”的孩子也在等著他。
他沒動。他站在那裡，聽著那些聲音，聽著女人的哭聲從高亢變成嘶啞，從嘶啞變成嗚咽，從嗚咽變成若有若無的呻吟，最後什麼都聽不到了。只有風穿過巷子，帶著一股腥甜的氣味。巷口那個日本兵把煙抽完了，把菸頭扔在地上，用鞋底碾滅，朝他看了一眼，繼續站崗。那一眼沒有任何含義，不是同情，不是嘲諷，不是好奇，不是厭惡。只是看了一眼，像看一棵樹，一塊石頭，一輛從面前開過的汽車。
陳默轉過身，走了。他的腳步很穩，和平時一樣。皮鞋踩在碎石路面上，沙沙的，不緊不慢的。他走出巷子，走上大街，陽光照在臉上，刺眼。他眯了一下眼睛，把相機舉起來，對著街對面拍了一張。快門聲很輕，像一個心虛的人在嘆氣。
那天下午，他跟著報道班去了另一個地方。拍了更多的照片，寫了更多的報道，見更多的人，說更多的話。他和平時沒有任何區別，該笑的時候笑，該點頭的時候點頭，該記筆記的時候記筆記。沒有人看出他心裡有一團火在燒，那團火燒得他五臟六腑都在疼，但他不能喊，不能叫，不能流一滴淚。
天黑之後，陳默一個人坐在房間裡。沒有開燈，窗簾拉著。樓下的街道上有士兵唱歌，唱的是日本軍歌，調子很悲，像哭。唱了幾句不唱了，街道安靜下來。遠處有狗叫，叫了幾聲也停了。
他從口袋裡掏出煙盒，抽出一根點上。菸頭在黑暗中明滅著，照亮他指尖那道深深的指甲印。印子已經發紫了，周圍一圈是青的，像一枚刻在皮膚上的印章。他盯著那道印子，伸出手，用另一隻手的指甲又掐了一下。疼。那種疼讓他清醒了一些。
他問自己一個問題——這樣潛伏下去，有意義嗎？眼看著自己的同胞被凌辱，眼看著自己的同胞被殺，眼看著自己的同胞像螻蟻一樣被碾死，他不能出手，不能出聲，甚至不能露出一絲憤怒的表情。他只能轉過臉，把指甲嵌進掌心裡，假裝什麼都沒看見。
有意義嗎？
他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他開始寫，不是用筆，是用心。那些字在他腦子裡一個一個地蹦出來，像火星，像眼淚，像那些在巷子裡被撕碎的布條。
“我在長沙。今天看到一個女人被幾個日本兵拖進巷子。我站在那裡，聽著她的哭聲，聽著她的哭聲從高到低，從有到無。我沒有動。”
他寫了很長的篇幅。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寫了下來，每一個細節都沒放過，那些聲音、氣味、顏色，巷口的菸頭，牆上濺到的血跡，那個日本兵碾滅菸頭時旋轉的鞋底。寫完之後，他把這張紙收進了隨身空間。不是要銷燬，是要留著。等戰爭結束的那一天，他要把它拿出來，給自己看，給後人看。
他想起了一些往事。多年前在重慶受訓的時候，教官在課堂上問過一個問題——“如果你在執行任務的時候，看到你的同胞正在被敵人殘害，你會怎麼辦？”教室裡沉默了。有人說“救”，有人說“不能救，任務第一”。教官沒有給出標準答案。
他從來沒給過答案。現在他知道了。他站在那裡，什麼都沒做。不是因為他不想做，是因為他不能做。他有任務。他的任務比一個人的命重要，比十個人的命重要，比一百個人的命重要。那枚炸彈炸了一座軍火庫，也許救了幾百個人的命。
但他的情報，救了多少人的命？
他想辦法給上級發了一封電報。不是用密碼，是用心。他把今天看到的一切，把心裡的掙扎和痛苦，都濃縮成了幾個字——“這樣潛伏，還有意義嗎？”
回電是在第二天早上到的。電文很短，只有一句話——“忍耐。你的情報能挽救更多生命。”
陳默把那張紙看了很久。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紙上，那些字在陽光下顯得很薄，像一層隨時會破的膜。他在想，寫這封回電的人是誰。是他在根據地見過的那張臉，那支筆，那個窯洞。他見過他在油燈下批檔案的側影，眉頭微蹙，筆走龍蛇。他見過他在大會上講話的樣子，聲音不高，但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樣扎進你的耳朵裡。他見過他笑，見過他沉默，見過他在深夜的窯洞前散步，揹著手，低著頭，像一個普通的莊稼漢。
“你的情報能挽救更多生命。”
他信。不是因為這句話有道理，是因為說這句話的人，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做同樣的事。他也在忍耐，也在戰鬥，也在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同胞受苦受難卻不能出手相救。
陳默把那張紙疊好，收進了隨身空間裡。
窗外天已經大亮了，陽光照在溼漉漉的街道上，水窪反射著金光。遠處的廢墟上，有人在清理瓦礫。他們把碎磚一塊一塊地搬開，堆在路邊。動作很慢，但沒停過。那些人不說話，不抬頭，不看任何人。他們只是彎腰，撿起，放下。彎腰，撿起，放下。
陳默站在窗前看了很久，拉上窗簾，轉過身。桌上放著他的相機、筆記本、皮箱。相機是德國貨，筆記本是黑色封皮，皮箱是牛皮做的，邊角磨得發白。他拿起相機掛在脖子上，把筆記本夾在腋下，提起皮箱。該出門了，該去拍照了，該寫報道了，該扮演一個盡職的隨軍記者了。
他拉開門，走了出去。走廊裡有人在等他，說“陳桑，今天去湘江邊，拍一組渡江的照片”。他說“好”。兩個人一起下樓，腳步聲在空蕩蕩的樓梯間裡迴盪著，篤篤篤的。皮鞋踩在木質的臺階上，一步一步往下走，和每天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