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畝。”
書吏終於抬起頭看了他一眼：“二十畝？那不少啊。怎麼還逃荒了？”
劉三苦笑：“軍爺有所不知。那二十畝地，正稅交四成，省耗加兩成，鼠雀耗加一成，還有什麼車腳錢、青苗錢、水利錢、道路錢、燈油錢……加起來交了九成還多。俺種了一年地，全家吃了半年糠。”
書吏沉默了一會兒，提起筆在登記簿上寫下幾行字。“口糧去隔壁領，一人一天兩合米，領三天。牛和種子回到原籍之後找縣衙領。記著，朝廷借的牛是官牛，不能私自買賣，三年後還回去。種子不用還，是皇上賞的。”
劉三聽完，半天沒回過神來。他身後的女人拽了拽他的袖子，小聲說：“當家的，這不會是騙人的吧？”
書吏聽見了，沒好氣地說：“騙你幹啥？騙你口袋裡那倆銅板？你口袋比臉都乾淨，有什麼好騙的。趕緊領糧食去，下一個！”
劉三領著糧食出了安置處，站在洛陽的街道上，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忽然覺得有點不真實。
他離開洛陽那年，街上到處都是乞丐，糧價貴得離譜，一斗米賣到兩千錢，餓死的人每天從城門抬出去好幾車。現在呢？雖然談不上繁華，但至少街上的人臉上有了血色，糧鋪門口的價牌上寫著“米一斗四百錢”，比當年低了五倍。
“爹，俺餓。”孩子扯著他的衣角。
劉三從領到的糧食袋裡抓了一小把米，塞進嘴裡嚼了嚼，然後把嚼爛的米吐出來餵給孩子。女人在一旁看著，眼眶紅了。
“別哭了。”劉三說，“回家。回家種地去。”
“咱家的地都荒了三年了，還能種嗎？”
“能。”劉三的語氣很堅定，“皇上都能把稅減了，咱還種不好幾畝地？”
這話從一個逃荒三年的農民嘴裡說出來，帶著一股說不上來的勁兒。不是豪言壯語，不是什麼“感念皇恩浩蕩”，而是最樸素的一個邏輯：當官的把壓在我身上的石頭搬開了，我要是還站不起來，那是我自己沒出息。
唐明宗李嗣源的這場改革，史書上給它起了個名字叫“長興小康”。這是一個很精準的表述——不是盛世，只是小康。因為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藩鎮的兵權還在手裡握著，節度使們只是暫時蟄伏，等李嗣源一死，該反的還是要反。但在李嗣源活著的這幾年裡，中原百姓確實喘了一口氣，糧食產量上來了，人口恢復了，糧價跌到了戰亂以來的最低點。
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有限的太平”。它是有保質期的，保質期就是這個皇帝本人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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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說：
唐明宗李嗣源的悲劇在於，他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好皇帝，但他沒有能力建立一個可以讓好政策延續下去的制度。他出身行伍，深知民間疾苦，所以他的每一項改革都切中要害——減稅、裁冗、限藩。但所有這些改革都建立在同一個前提上：他活著。一旦他不在了，朝廷沒有足夠的財力控制藩鎮，沒有足夠強大的禁軍威懾地方，他苦心經營的一切就會像沙子堆的城堡一樣被潮水沖垮。後來的歷史完全印證了這一點——他死後不到三年，石敬瑭就勾結契丹造反了。這不是李嗣源個人的失敗，而是整個五代時期結構性困境的體現：在藩鎮兵權私有的格局下，任何有限度的改良都只能是曇花一現。
作者說：
研究歷史的人容易陷入一種傲慢，就是用後見之明去指責古人為什麼不徹底改革。比如有人會說，李嗣源既然知道藩鎮是禍根，為什麼不趁自己威望尚在的時候果斷削藩？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削不動。五代時期的藩鎮問題不是靠一道聖旨能解決的，它背後是延續了上百年的軍事-財政複合體。每個節度使手裡都握著土地、人口、軍隊和稅收權，形成了一個個事實上的獨立王國。朝廷要想削藩，唯一的辦法是打仗，而打仗需要錢糧兵馬，這些又恰好控制在藩鎮手裡。這是一個死迴圈。
所以李嗣源的“長興小康”雖然短暫，但依然值得尊敬。他在一個註定無法長治久安的時代裡，至少做到了讓百姓少餓死幾年、多收幾茬莊稼。一個農民不會因為你沒有徹底改變制度而少感激你一分，因為對於他來說，今天碗裡多一口米飯，就是實實在在的恩德。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嗣源的改革雖然沒能挽救一個王朝，但它挽救了無數個普通人——哪怕只是暫時的。
本章金句：
真正的盛世不需要明君，能讓百姓在昏君手下也能吃飽飯的制度，才是盛世。
互動：
如果你是文中那個在洛陽街頭嚼米喂孩子的劉三，在領到官府借給你的耕牛和種子之後，你會選擇安安分分種地，還是趁亂世投軍博個前程？請在評論區留下你的選擇，並說說理由。畢竟在那個年代，種地能餓死，投軍能戰死，橫豎都是一死，怎麼死得比較划算，確實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