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您還費那麼大勁兒說那些話幹什麼？”
馮道睜開眼睛，透過車簾的縫隙看著外面黑沉沉的街道，慢慢說道：“說一次不聽，就說兩次。說兩次不聽，就說三次。只要我還在這位子上坐著，就得一直說。能多一個人聽進去，就少一戶王老漢受苦。”
馮安不說話了。
馬車繼續往前走，軲轆軲轆的聲音在夜色中傳出很遠很遠。
那天晚上，馮道回到府裡，在書房坐了很長時間。他鋪開紙，提起筆，想寫點什麼，最後卻只寫下了一行字：
“天成二年九月九日，重陽夜宴，上問民之疾苦，道以聶夷中詩對之。”
寫完這一行，他擱下筆，望著窗外的月色，輕輕念出了那首後來被記入史冊的詩：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
他的聲音很輕，像是怕驚醒什麼似的。
窗外的月亮又圓又亮，照著這個剛剛經歷了數十年戰亂的人間。長安城的萬家燈火裡，有人在喝酒賞月，有人在縫補衣裳，有人在燈下算著今年的收成夠不夠交賦稅。
馮道看了一會兒月亮，忽然自言自語地笑了一聲：“王老漢，你要是知道我把你的事講給了皇上聽，也不知道你會不會罵我多管閒事。”
沒有人回答他。月光無聲地灑在窗欞上，像一層薄薄的霜。
多年以後，當馮道歷經四朝十帝，被人稱為“長樂老”的時候，有人問他：“你這一輩子，伺候過這麼多皇帝，說過那麼多勸諫的話，到底有幾句被真正聽進去了？”
馮道想了想，說：“我也記不清了。但有一句話，我每侍奉一位新君，都會再說一遍。”
“什麼話？”
“‘陛下，您知道田裡的莊稼，一年到頭是怎麼種出來的嗎？’”
那人愣住了。
馮道笑了笑，揹著手走遠了。
司馬光說：
馮道此人，後世褒貶不一。有人罵他朝秦暮楚、沒有氣節，有人贊他忍辱負重、保全百姓。但我讀《舊五代史》至此，看到他與唐明宗這段關於農人疾苦的對話時，忽然覺得，那些關於“忠”與“不忠”的爭論，可能從一開始就跑偏了方向。馮道的問題不在於他換了幾個主子，而在於在一個王朝換得比衣服還快的時代裡，他選擇了一種最笨拙也最持久的方式來踐行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一遍一遍地，不厭其煩地，跟每一個坐在龍椅上的人講同一個道理：老百姓苦。這個道理簡單到三歲孩童都能聽懂，卻也沉重到九五之尊都不一定願意聽。馮道講了四十年，換了十幾個聽眾，這需要的恐怕不是氣節，而是另外一種更罕見的東西——耐心。一種明知道對方可能左耳進右耳出、卻還是反覆去講的耐心。這種耐心，比慷慨赴死更磨人，卻也在這個人命如草芥的亂世裡，實實在在地救過一些人。
作者說：
寫這段故事的時候，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馮道為什麼非要借一個老農的口來勸諫皇帝？他完全可以引經據典，搬出堯舜禹湯來旁敲側擊，那樣更安全、更體面、更符合宰相的身份。但他沒有，他選擇了一個連名字都可能是他杜撰出來的王老漢。我想，這大概是因為馮道心裡清楚，經書上的道理再漂亮，也沒有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來得有力量。我們今天的時代，資訊比馮道那時候發達了不知多少倍，但有意思的是，人們反而越來越聽不進道理了。道理被講得太多了，就像放多了鹽的菜，齁得人直皺眉頭。可故事不一樣，故事有血有肉，故事裡的王老漢會蹲在田埂上抽旱菸，會在鞋底上磕菸袋鍋子，這些細節讓一個遙遠的、抽象的“農民”變成了一個具體的、活著的人。當皇帝聽到王老漢的時候，他想到的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人。這就是故事的力量——它繞過所有的防禦機制，直接抵達人心。馮道也許不懂什麼傳播學理論，但他本能地掌握了這個秘密。
本章金句：
“種地的人，豐年賠本，荒年餓死，你說他們什麼時候能過上好日子？答案是——當坐在龍椅上的人，真的關心這個問題的答案的時候。”
互動時刻：
如果你是文中的馮道，在重陽宴席上面對唐明宗的那個問題——“如今天下太平、五穀豐登，百姓是不是就都能過上好日子了”——你會怎麼回答？是像馮道一樣講一個故事，還是會用別的方式？來評論區聊聊你的答案，我在評論區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