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到了東南執政院進行年度統計的七月——秦剛之所以沒把這個時間點放在年底年初，一是避開新年假期的影響，二是利用七月各地官員來杭述職的時節，更有利於各種情況的深入溝通，二也是刻意錯開了與京城朝廷的資料對比，不想讓東南這裡變得讓人關注。
即使是這樣，當東南自己的各方資料陸續出爐之後，帶給秦剛的驚喜還是足足的：
先看糧食產量。
事實上，原本整個大宋，約有六成耕地集中在江淮、兩浙及荊湖地區，而按如今歸屬東南的京東東、淮南東、兩浙這三路來看，它們的漕糧貢獻也在全天下的四成左右。
東南自立後，一是增加了流求路的驚人產出，二是兩廣地區開始開發，同時還成為了南洋稻米的貿易輸入中轉地。這一年，中原各路先是秋冬雨澇，又是春夏乾旱，各種天災人禍折騰得不行，這一年的漕糧，東南諸路竟然佔到了七成半。實際上，這些漕糧只是幫助朝廷解決了最基本的官俸、兵糧以及更新一下各類倉儲，事實上在各地市場真正解決大部分民眾的市價米糧中，已經完全依賴於東南稻米的輸入。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價廉物美的南米，才讓這兩年的中原還能勉強穩定住地方物價。
再看商稅。
大宋的商稅，主要集中在各個區域的中心州城，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一直都是京城開封一馬當先，還曾出現過領先第二名近十倍的驚人差距。原因很簡單，京城超大規模的人口，才是這個時代最主要經濟活動的根源。
但是，隨著東南區域以商貿為主的經濟格局開啟，地方州城的眼光不再只滿足本城居民的生活，而是大力打造成周邊地區乃至全路的商品交易中心——既有大批外部優質商品輸入，更有本地特色商品輸出。
這種雙向流動的商品流，迅速引起了更大量的交易活動。就在過去的一年，東南區域竟然出現了五個超過開封府的州城。
兩浙杭州以九十三萬貫的收入遙遙領先，居於首位；其次是流求大秦府，八十萬貫居榜眼；探花是京東東青州，六十八萬貫；再次福建泉州，六十五萬貫；再次廣東廣州，六十二萬貫。而此時的開封府，只不過是六十萬貫，屈居於第六。
再下來的海稅，則就是東南的專屬了。眼下中原朝廷唯一可以通海貿的只有河北東路，還是當初秦剛所打造的濱州商港與當陽軍港兩地，其海稅收入少得基本可以忽略。
大宋傳統的海稅徵收衙門是市舶司，東南海事院被撤之後，在沿海的登州、揚州、明州、廣州分設的市舶司都保留了下來，現在再加上大秦府，這五地市舶司單一年收取的海稅，已經是驚人的九百五十萬貫。
其實海貿帶來的驚人收入遠遠不止海稅。因為從流求開始，秦剛已經讓執政院介入到了海貿交易中，也就是事實上的“國營海貿商行”，實際收益達到驚人的一萬萬貫，單此一項就已超過了整個大宋往年的最高財政收入。
跳出這一時代的傳統眼光，實際上秦剛更加關心他所要求的其他幾項統計資料：
比如書籍出版。
東南已經壟斷了天下近八成的書籍印刷出版數量，而剩餘由中原繼續保有的兩成數量中，幾乎又都是曆書、諸子典籍與佛經、道經這類的存量印刷。而東南出版業的發達，不僅是由於這裡雕版、活版、彩版等印刷技術的先進，更是因為這裡出版書籍種類極其豐富，囊括了文學、農事、技工、軍事、天文、地理、教育等幾乎所有領域，這些書籍不僅成為東南文化盛行、領先天下的明證，更是以不可阻擋的勢頭，開始輻射中原及更廣的地區。
與圖書出版關聯最密切的一個方面就是教育，東南出版的圖書裡，若問單本印量最大的，居然是秦剛在紹聖四年讓黃友等人編成的幼童啟蒙教材《三字經》，此書甚至還得到了黃庭堅的重視，專門親筆為它抄寫了書法版供臨摹學用。
接下來就是教育。
《三字經》解決的是民間啟蒙教育，而真正發揮教育普及作用的還得靠州縣兩級官學。兩浙與福建原本就是執行最出色的地區，之後又由流求官員帶來了務實可靠的執行效率，不折不扣地將州縣官學建設工作盡數落實到位，並關注到了少數官員為追求政績、迎合上意而過度建設的行為——崇寧三年，建州浦城縣官學的規模竟超過了千人，讓該縣背上了沉重的學田負擔，同時也虹吸影響了周邊縣城的官學情況——在東南執政院的干預下，很快回歸了正途。
當然，東南教育的最重要成就在於：改變了以往唯有科舉一條出路的現狀。幸好同時的趙佶與蔡京也在大力推行他們新設的書、畫、算、醫等新學，以杭州萬松書院為主的格致學的推廣普及也極其順利。
今日的格致學在東南壯大後，竟獲得了“道學”的新稱呼。當然此“道”為天下大道之道，而非道教之道。真實歷史中的道學，源自唐代韓愈的仁義之道思想、後由北宋周敦頤吸收佛道精華，以“天理”為本體的宇宙論、效仿聖賢氣象的修養路徑及“格物致知”的思辨傳統，先以理學為名，再至南宋時期分為道、心兩派，並由程、朱熹二人將其固定為倫理與天道結合的理論框架。
而此時，由於更科學地提出並實踐了“格物致知”的真理，同時全面融合蘇軾所倡導的蜀學思想，秦剛所倡導的原本是超越這一時代的科學思想與方法論，便更早地獲得了道學的名稱，成為在這一時代，更加深刻地影響東南士人的學術思想。
最後的軍事發展，卻出現了單純數量上的大量精簡。
原因便在於，秦剛推行的軍事改革已經發現，當下軍事作戰的基礎理論與實踐結果都已經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更加上格致院的新式武器出現，對於能戰、善戰之軍隊的衡量標準也徹底改變。
換句話說，之前的強軍，眼下未必，將來更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基本處於沿海的各路，有了海運的及時投送，也無須保持過於龐大的軍事力量。透過不斷精簡、不斷蛻變升級的軍隊改革，便可同樣獲得強大的防守能力。
當然，到了最後，秦剛還關心一項超越這個時代所有人認知的指標：人口。
以元豐年間的總體統計資料為參照，那時全大宋的天下戶籍數約兩千萬戶，總人口超過一萬萬，也就是一億人。其中東南諸路大約是五百五十萬戶兩千五百萬人，大約佔四分之一。
之後，新增的流求路約三十萬戶，之後併入了原大理國約六十萬戶，再加上原西夏國的大約五十萬戶，依舊無法改變中原各路在人口規模上的壓倒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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