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六點多，高原打了個電話過來，我聽到其中一個男人對著電話說‘我們這邊已經全搞定了’。掛了電話後，他們就過來重新綁了我的手腳，用布套住我的頭，一個人按住我的身體，另一個人用東西砸我的頭，我很快就昏過去了。”陳麗的聲音越來越低，“不知道過了多久，我被疼醒了，感覺到刀子在捅我的腿和後背，我想喊，卻喊不出來。後來他們揭開我的頭套，看我沒氣了，就轉身去了孩子的房間。我聽到孩子的哭聲，還有‘咚咚’的響聲，像是把孩子往牆上撞，沒過多久，孩子的聲音就沒了……”
“他們走的時候大概是七點半左右，我掙扎了很久，才用牙齒咬斷了手上的繩子，爬出門喊救命。”陳麗說完這些，再也支撐不住，閉上眼睛昏了過去。醫生趕緊過來檢查，告訴趙建國等人，陳麗的身體還很虛弱，需要好好休息，不能再受刺激了。
雖然陳麗的敘述很簡短，但卻給專案組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線索，兇手的名字“高原”。趙建國立刻安排人手，對“高原”這個名字以及同音不同字的“高元”“高源”等進行全面排查，重點排查有前科、尤其是有搶劫殺人前科的人員。同時，他們調取了陳麗家附近銀行的監控錄影，尋找高原取款的身影。
排查工作進行得異常順利，不到一天的時間，一名原籍樂山的男子進入了警方的視線。高原，37歲，1995年因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2000年10月從新疆勞改農場釋放後回到西昌，沒有固定職業，居無定所，最近一段時間更是下落不明。“就是他了！”趙建國看著高原的照片，眼睛裡閃過一絲興奮，“他有搶劫前科，而且勞改釋放後沒有正當工作，具備作案動機和作案條件！”
專案組立刻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10·17”案和“1·16”案併案偵查，成立州市及鐵路公安機關聯合專案組，全面展開對高原及其同夥的抓捕工作。當天晚上，西昌市的各個交通要道都設立了檢查站，幹警們頂著刺骨的寒風，對每一輛過往的車輛進行仔細檢查，哪怕是一輛腳踏車都不放過。同時，警方對高原在勞改期間的獄友、西昌的社會關係進行了全面排查，在他們可能出現的網咖、旅館、賭場等場所佈下了天羅地網。
功夫不負有心人，案發後的第五天早上，有群眾舉報，在西昌市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小旅館裡，看到一個和高原體貌特徵相似的男人。趙建國立刻帶領隊員趕過去，在旅館老闆的配合下，他們悄悄來到302房間門口。李建軍一腳踹開房門，只見一個男人正躺在床上睡覺，正是高原！沒等他反應過來，幹警們就衝上去將他按在地上，戴上了手銬。
“你們憑什麼抓我？我沒犯法！”高原掙扎著，嘴裡大喊大叫。趙建國冷冷地看著他，“高原，別裝了，1月16日火車站職工宿舍的案子，你參與了吧？”聽到“1月16日”這幾個字，高原的身體明顯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復了鎮定，“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我沒去過什麼職工宿舍。”
審訊工作一開始就陷入了僵局。高原坐在審訊室裡，一言不發，不管幹警們怎麼問，他都只是低著頭，用沉默對抗。審訊室裡的燈光慘白，照在他臉上，顯得格外陰森。趙建國知道，高原是勞改釋放人員，有很強的反偵查意識，普通的審訊方法對他沒用。他決定改變策略，不再直接問案件的情況，而是和他聊起了他的家庭。
“你老家在樂山農村，家裡有一個老母親，還有一個妹妹，對吧？”趙建國遞給高原一支菸，“你妹妹去年結婚了，你母親身體不好，一直盼著你能找份正經工作，好好過日子。”聽到母親和妹妹的名字，高原的身體微微動了一下，眼神里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你知道嗎？‘10·17’案中，受害者謝志平家裡也有一個十歲的孩子，和你妹妹的孩子差不多大。”趙建國的聲音很沉重，“那個孩子本來可以像你妹妹的孩子一樣，健康快樂地長大，卻被你們殘忍地殺害了。如果你母親知道你做了這樣的事情，她會怎麼想？”
這句話像是戳中了高原的軟肋，他的身體開始發抖，眼淚慢慢流了下來。過了好一會兒，他終於抬起頭，聲音沙啞地說：“我招……我全都招……”
根據高原的交代，他的同夥是羅金良和王幫衛，都是他在新疆勞改農場的獄友。2000年他們一起釋放後，回到西昌找不到正經工作，就動了搶劫的念頭。“10·17”案發生前，他和羅金良假裝成收電話費的工作人員，去寧遠安居小區踩點，本來想對謝志平一家下手，結果因為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名字，就暫時放棄了。可沒過多久，他就聽說謝志平一家被滅門的訊息，他懷疑是羅金良夥同王幫衛乾的，卻沒有聲張——因為他也想分一杯羹。
“後來羅金良找到我，說他們搶了謝志平家，拿到了兩千多塊錢，很快就花光了，讓我一起再找個目標。”高原低著頭說，“我們就盯上了陳麗家，因為陳麗的丈夫是鐵路職工，我們覺得他家條件不錯。我假裝成他丈夫的朋友打電話騙開了門，沒想到陳麗居然活了下來。”
趙建國讓技術科的幹警拿出“10·17”案中銀行取款的監控錄影，放在高原面前。畫面中，一個穿著黑色外套的男人正在取款，正是羅金良。“沒錯，就是他。”高原點了點頭，“他說謝志平家的五千塊錢存摺是定期的，取不出來，就拿了那張兩千多塊錢的活期存摺。”
根據高原提供的線索，羅金良在案發後已經逃往攀枝花，可能藏在他的一個遠房親戚家。趙建國立刻安排李建軍帶領抓捕小組，連夜趕往攀枝花。攀枝花距離西昌有三百多公里，當時的公路還很崎嶇，抓捕小組的車在山路上顛簸了整整六個小時，才到達攀枝花市區。他們沒有休息，立刻根據高原提供的地址，找到了羅金良遠房親戚家所在的小區，開始蹲守。
小區里人來人往，抓捕小組的幹警們偽裝成路人，分散在各個角落。李建軍坐在一輛租來的麵包車裡，緊盯著小區門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從早上一直等到晚上，羅金良始終沒有出現。就在大家有些疲憊的時候，李建軍突然看到一個穿著灰色夾克的男人從小區裡走出來，正是羅金良！他趕緊用對講機通知其他隊員，“目標出現，準備行動！”
羅金良顯然很警惕，走出小區後四處看了看，然後朝著路邊的一個IC公用電話亭走去。他拿起電話，剛撥了一個號碼，李建軍就帶領隊員衝了上去，將他按在地上。“你們是誰？放開我！”羅金良拼命掙扎，李建軍冷冷地說：“羅金良，我們是西昌警察，跟我們回去配合調查吧。”聽到“西昌警察”四個字，羅金良的身體瞬間軟了下來，不再掙扎。
1月23日深夜，羅金良被押回西昌。走進審訊室，他看到坐在裡面的趙建國，就知道自己大勢已去。和高原不同，羅金良沒有抵抗，一坐下就開始交代自己的罪行。“‘10·17’案是我和王幫衛乾的，高原一開始沒參與，後來他知道了，就加入了我們。”羅金良的聲音很平靜，彷彿在說別人的事情，“我們覺得謝志平家好下手，就假裝收電話費的踩點，後來覺得時機成熟了，就晚上翻窗進去，綁了他們一家三口，搶了錢之後就殺了他們。”
“為什麼要殺了孩子？他才十歲，什麼都不知道！”趙建國氣得拍了桌子。羅金良抬起頭，眼神里沒有絲毫愧疚，“我們的原則就是趕盡殺絕，不留活口，不然遲早會被警察抓到。”
根據羅金良的交代，王幫衛和李光明、於銀財也參與了部分案件，他們都是一夥的，經常一起作案。“王幫衛這個人心理變態，以殺人為樂，他說他以前在成都殺過兩個人，都沒被抓到。”羅金良說，“我們已經在成都和西昌踩好了幾個點，本來打算過幾天再幹一票，沒想到陳麗沒死，你們來得這麼快。”
專案組立刻展開對王幫衛、李光明、於銀財的抓捕工作。由於他們都是流竄作案，居無定所，抓捕工作異常艱難。幹警們分成多個小組，奔赴成都、樂山、攀枝花等地，排查他們可能出現的場所。經過十天的努力，王幫衛終於在成都的一個網咖裡被抓獲，李光明和於銀財也相繼落網。
在審訊王幫衛的時候，這個自稱“殺人為生”的男人表現得異常囂張。“我就是喜歡殺人，看著他們倒在我面前，我就覺得痛快。”王幫衛的臉上帶著冷笑，“在成都殺的那兩個人，你們都沒抓到我，要不是這次被陳麗壞了好事，你們照樣抓不到我。”
“你就不怕被槍斃嗎？”趙建國看著他，眼神里充滿了厭惡。王幫衛無所謂地笑了笑，“我從第一次殺人就知道自己遲早有這一天，反正活夠了，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
這夥兇手的作案動機簡單得令人髮指——他們個個身強力壯，卻貪圖享樂，不願意靠勞動賺錢，把搶劫殺人當成了“謀生手段”。在他們看來，沒錢花了就找個目標搶劫，為了不被舉報，就趕盡殺絕，從來沒有想過那些受害者也是有家庭、有親人的。他們搶走的錢，很快就被用來喝酒、賭博、嫖娼，花光了就再找下一個目標，像一群沒有人性的豺狼。
案件告破的訊息傳遍了西昌，寧遠安居小區的居民們終於鬆了一口氣。那天晚上，小區裡的燈亮到了很晚，居民們走出家門，互相訴說著心中的喜悅，孩子們又重新在廣場上嬉鬧起來，老人們也回到了花壇邊打盹、聊天。謝遠平來到哥嫂家的樓下，看著那扇熟悉的窗戶，眼淚又流了下來，他知道，哥嫂和侄子的在天之靈終於可以安息了。
陳麗在醫院裡慢慢康復，雖然身體上的傷口漸漸癒合，但心理上的創傷卻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平復。唐建國每天都陪在她身邊，給她講外面的事情，告訴她兇手已經被抓到了，讓她安心養病。當聽到王幫衛等人被抓獲的訊息時，陳麗的眼睛裡流下了眼淚，這一次，是釋然的眼淚。
專案組的幹警們卻沒有放鬆，他們知道，這夥兇手在成都還有未查清的案件，必須徹底調查清楚，給受害者一個交代。趙建國帶領隊員們趕赴成都，調取了當地的積案資料，經過比對，確認王幫衛所說的在成都殺害的兩個人，正是1998年發生在成都武侯區的兩起搶劫殺人案的受害者。至此，這夥兇手的罪行全部查清，他們在短短幾年內，先後在成都、西昌等地搶劫殺人，造成了多個家庭的破碎。
2002年5月，涼山州中級人民法院對這起連環滅門案進行了公開審理。法庭上，王幫衛、羅金良、高原等兇手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面對受害者家屬的控訴，他們有的低頭沉默，有的則毫無表情。最終，法院以搶劫罪、故意殺人罪、強姦罪判處王幫衛、羅金良、高原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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