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呼和浩特，春寒料峭。東郊的垃圾場像一頭巨大的灰色怪獸，吞噬著城市的廢棄物，也藏著不為人知的罪惡。3月9號這天，天剛矇矇亮，劉滿平就裹緊了打滿補丁的棉襖，佝僂著腰鑽進了這片惡臭熏天的廢墟。他是郊區的農民，撿破爛是家裡重要的生計來源，只要能換錢的塑膠瓶、廢鐵、舊紙殼，在他眼裡都是寶貝。
垃圾場裡瀰漫著腐臭與消毒水混合的味道，腳下的垃圾鬆軟溼滑，稍不留意就會陷進去。劉滿平拿著自制的鐵鉤，在堆積如山的垃圾中翻找著。當他走到南側一處相對偏僻的垃圾點時，鐵鉤突然勾到了一截軟硬適中的東西，不像常見的廢棄物。他心裡一動，以為是別人丟棄的舊衣物，厚實點的舊衣服能拆了當抹布，也是筆小收入。
他蹲下身，用凍得通紅的手指撥開表面的塑膠袋和爛菜葉，越撥心越沉。那東西帶著一種異樣的質感，不是布料，反而像……皮膚。劉滿平的呼吸瞬間急促起來，他顫抖著扒開最後一層垃圾，眼前的景象讓他“嗷”地一聲癱坐在地上。
那是一截人的小腿，穿著沾著汙漬的毛褲，膚色在灰暗的垃圾場裡顯得格外慘白。
冷汗順著劉滿平的額頭往下淌，他連滾帶爬地衝出垃圾場，連撿來的半袋塑膠瓶都扔在了原地。路邊晨練的老人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樣子，連忙上前詢問，聽清原委後，趕緊幫他撥通了報警電話。電話裡，劉滿平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警察同志……東郊垃圾場……有死人！”
當天上午8點，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郊區分局的刑偵技術人員就帶著勘查裝置趕到了現場。藍色的警戒帶迅速將垃圾場南側圈起，擋住了聞訊趕來的圍觀群眾，也隔絕了外界的喧囂。冷風捲著沙塵吹過，偵查員們都裹緊了警服，卻沒人敢有絲毫鬆懈，在這樣的現場，任何微小的痕跡都可能是揭開真相的鑰匙。
法醫老周蹲在屍體旁，小心翼翼地撥開覆蓋在死者身上的垃圾。他戴著厚厚的乳膠手套，指尖的觸感透過手套傳來，每一次觸碰都格外謹慎。“死者為女性，年齡在30歲左右，屍僵已經形成，死亡時間初步判斷在48到72小時之間。”老周的聲音不大，卻清晰地傳到每個人耳中，“頭部套著兩層黑色塑膠袋，袋口有輕微勒痕，頸部皮膚完整，沒有扼頸痕跡。”
偵查員小李拿著相機，從不同角度拍攝現場照片，快門聲在寂靜的垃圾場裡格外突兀。他注意到死者的姿勢很不自然：頭朝東，腳朝西，仰臥在垃圾堆中，雙手被一根透明的塑膠繩反綁在背後，繩結打得很緊，邊緣還殘留著幾根纖維。“周法醫，你看這個繩結，像是專業捆綁的手法嗎？”小李指著繩結問道。
老周湊過去仔細看了看，搖了搖頭：“不像，更像是情急之下胡亂捆的，但力度很大，應該是男性所為。”他又翻了翻死者的衣物，上身是一件洗得有些發白的花襯衫，領口敞開，裡面沒有穿內衣；下身是一條深藍色毛褲，褲腳沾著泥點，腳上沒有穿鞋。“你們注意她的妝容。”老周示意眾人，“染著棕紅色的頭髮，紋了挑眉，口紅是正紅色，指甲上還塗著剝落的蔻丹。”
刑偵支隊副隊長張建軍皺起了眉頭。他從警十幾年，破過不少命案，對90年代呼和浩特的社會風氣很瞭解。“這個打扮在現在不算什麼，但在咱們這兒，普通上班族或者家庭婦女很少這麼化妝。”他蹲下身，目光掃過死者的手指，“手指纖細，沒有老繭，不像是幹體力活的。”
“會不會是娛樂場所的從業人員？”年輕偵查員小王插話道，“我之前在紅旗街走訪過，那邊歌廳的小姐很多都這麼打扮。”
張建軍點了點頭：“有這個可能。通知下去，兵分兩路，一路去全市各大賓館、飯店、歌廳、舞廳摸排，重點查失蹤的服務行業女性；另一路去戶政部門調取近期失蹤人口資訊，尤其是符合這個年齡段和體貌特徵的。”他頓了頓，補充道，“另外，把死者的特徵整理出來，發協查通報，讓各分局都動起來。”
現場勘查一直持續到中午，技術人員提取了捆綁死者的塑膠繩、頭部的塑膠袋以及死者指甲縫裡的微量殘留物，裝在證物袋裡密封好。屍體被小心翼翼地抬上擔架，蓋上白布，送往殯儀館進行進一步屍檢。劉滿平站在警戒帶外，看著這一幕，臉色依然蒼白，嘴裡反覆唸叨著：“造孽啊，真是造孽啊……”
接下來的一個月，偵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民警們幾乎跑遍了呼和浩特市所有的娛樂場所，發放了上千份協查通報，卻始終沒有找到與死者身份相符的失蹤人口。歌廳、舞廳的老闆和小姐們都很警惕，要麼說不清楚，要麼乾脆閉門不見。張建軍每天都泡在專案組，對著死者的照片和勘查報告發呆，菸灰缸裡的菸蒂堆得像座小山。
轉機出現在1999年4月6號。那天下午，回民公安分局刑警隊的辦公室裡，電話突然響了起來，是西菜園派出所打來的，說有群眾反映，當地一家歌廳的女老闆高穎已經失蹤四個月了，至今下落不明。
“高穎？”刑警直屬中隊隊長李建國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把詳細情況說清楚。”
電話那頭，派出所民警介紹道：“高穎32歲，離婚，之前在西菜園開了家歌廳，後來承包出去了。她前夫曹某去年11月剛從監獄出來，因為吸毒判的刑。據高穎母親說，高穎是去年12月7號晚上出去的，之後就沒回來，手機充電器和化妝品都留在家裡了。”
李建國立刻意識到這個線索不簡單。309案的死者身份不明，而高穎的失蹤時間與309案死者的死亡時間有重疊的可能。他馬上向分局領導彙報，領導當即拍板：“立刻調查，確認高穎是否與309案有關。”
當晚，李建國帶著中隊的8名隊員，兵分四路，開始走訪高穎的親友。春夜的呼和浩特依然寒冷，隊員們騎著摩托車，穿梭在大街小巷，臉上都凍得通紅。他們先找到了高穎的母親，老太太一說起女兒，眼淚就止不住地流。
“12月7號那天，孩子要上學，她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就走了，臨走前還跟我說，要跟曹某談談。”老太太抹著眼淚，領著民警走進高穎的房間，“你看，她的化妝品包還在這兒，手機充電器也沒帶，哪像是出遠門的樣子？”
房間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潔。梳妝檯上擺著一套當時很稀罕的進口化妝品，旁邊放著一個小巧的手機，在1998年，能用上手機的人並不多，足以看出高穎的經濟條件不錯。李建國拿起那個手機充電器，又翻看了高穎的衣物，心裡有了初步判斷：高穎的穿著打扮偏向知性，與309案死者的濃妝豔抹差別很大。
為了確認，隊員們又連續走訪了高穎的26位親友，包括她的前夫曹某、歌廳的承包人王某以及她的同學朋友。所有人的說法都一致：高穎性格開朗，做事幹練，平時很少化妝，更不會染頭髮、紋眉毛。“她總說，做生意靠的是信譽，不是臉蛋子。”歌廳承包人王某回憶道。
線索似乎又斷了。高穎不是309案的死者，但她的失蹤同樣蹊蹺，沒有任何徵兆，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這絕對不是簡單的失蹤。”在中隊的臨時會議上，李建國敲著桌子說，“種種跡象表明，高穎很可能已經被害了。現在，我們要同時查兩起案子。”
4月7號晚上8點，分局會議室裡燈火通明，分局領導和刑警隊的骨幹都坐在這裡，分析高穎案的線索。經過30多個小時的連續偵查，嫌疑目標逐漸集中到了兩個人身上：高穎的前夫曹某，以及計程車司機徐紅林。
“曹某的嫌疑很大。”年輕民警小張彙報說，“他去年11月刑滿釋放，高穎說要跟他談複合的事，但如果談不攏，很可能發生衝突。而且，我們查到高穎最後一次接到的電話，就是曹某在朋友家打的，時間是12月7號晚上8點41分。”
“徐紅林也不能排除。”李建國補充道，“據高穎的朋友說，曹某坐牢期間，徐紅林經常去找高穎，兩人來往密切。徐紅林也是離婚的，對高穎似乎有想法。有鄰居反映，12月7號夜裡，聽到徐紅林家裡有女人吵架的聲音。”
會議決定，先傳喚曹某和徐紅林。4月8號一大早，隊員們就找到了曹某。曹某看起來很憔悴，得知高穎失蹤後，他的反應很平靜，甚至帶著一絲冷漠。“我12月7號確實給她打過電話，想約她談談孩子的事，但她跟我說有事，沒見面。”曹某抽著煙，眼神躲閃，“我出獄後就找了份臨時工，晚上都在宿舍住，有人能作證。”
隊員們立刻去核實曹某的不在場證明，結果發現他說的是實話，12月7號晚上，曹某確實在工廠宿舍，和工友們一起打牌到深夜。曹某的嫌疑被排除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徐紅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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