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7號晚上，徐紅林給高穎打了傳呼，約她到文化宮街的一家飯館吃夜宵。高穎當時正好送完孩子，沒什麼事，就答應了。兩人在飯館裡喝了點酒，聊起了近況。徐紅林說想和高穎正式交往，高穎卻表示，自己還在考慮和曹某的關係，暫時不想談感情。
吃完夜宵，徐紅林開著計程車，把高穎拉到了自己的住處。“當時我一時衝動，就對她動手動腳的，她沒怎麼反抗，我們就發生了關係。”徐紅林低著頭，聲音含糊，“之後，她說要去大同賣保健品，我不同意，說那地方亂，她一個女人去不安全。”
兩人為此吵了起來，越吵越兇。高穎說徐紅林管得太寬，徐紅林說高穎不把他放在眼裡。爭吵很快升級為廝打，徐紅林推了高穎一把，高穎沒站穩，撞到了門框上，眼皮被擦破了，流了點血。
“她平時特別愛美，看到自己眼皮破了，一下子就瘋了。”徐紅林的聲音開始顫抖，“她衝進廚房，拿了一把菜刀，說要殺了我。我當時也急了，從地上抄起一把斧頭，就追了出去。”
混亂中，徐紅林左手抓住了高穎拿刀的右手，右手舉起斧頭，朝著她的左太陽穴狠狠砸了下去。“咚”的一聲悶響，高穎當場倒地。徐紅林看到她的手還在動，害怕她沒死透，就把床上的襪子和短褲塞進她的嘴裡，直到她不再動彈。
殺了人的徐紅林嚇得魂飛魄散，他坐在沙發上，盯著地上的屍體，一夜沒閤眼。直到12月9號凌晨2點，他才用兩個塑膠袋套住高穎的頭，把屍體塞進出租車的後備廂，拉到東郊垃圾場，挖了個坑埋了。“我以為那地方沒人去，不會被發現……”徐紅林的聲音帶著哭腔。
4月9號下午4點，根據徐紅林的供述和指認，李建國帶著隊員們趕到了東郊垃圾場。這裡和309案發現場相隔不遠，依然是惡臭熏天。徐紅林站在一堆垃圾旁，指著一個土坡說：“就埋在這兒。”
隊員們立刻拿起鐵鍬開始挖掘。土壤很鬆軟，挖了不到半米，就看到了一個黑色的塑膠袋。“找到了！”有人喊了一聲。大家都停下手裡的活，圍了過來。李建國示意小心挖掘，當塑膠袋被開啟時，裡面果然是高穎的屍體。
就在大家準備將屍體抬出來的時候，負責挖掘的民警突然“咦”了一聲：“這裡還有東西！”他用鐵鍬撥開旁邊的泥土，又一個塑膠袋露了出來，形狀和高穎的屍體包裹一模一樣。
現場瞬間安靜下來。徐紅林臉色煞白，雙腿一軟，差點跪倒在地。李建國立刻意識到事情不簡單，他掏出手機，撥通了分局領導的電話：“局長，情況有變，這裡又挖出一具女屍！”
當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長、副局長都親臨現場。法醫對兩具屍體進行了初步勘查，發現死者都是女性，頭部都套著塑膠袋，捆綁方式也與309案死者相似，拋屍地點也在同一區域。“這絕對是系列案件，合併偵查！”局長當場拍板。
第三次審訊徐紅林的工作異常艱難。他知道，承認殺了一個人是死，承認殺了三個人也是死，但他還是抱著僥倖心理，拒不承認另外兩具女屍與自己有關。“我只殺了高穎，那兩具屍體我不知道是誰埋的！”徐紅林梗著脖子，眼神兇狠。
審訊持續了七個小時，從傍晚一直到凌晨，徐紅林始終頑抗。分局領導決定：“搜查他的家！我就不信找不到證據！”
4月10號一大早，在居委會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偵查人員來到了徐紅林的住處。這是一間一室一廳的小平房，院子裡堆著一些雜物，屋裡收拾得還算整潔，但空氣中隱約能聞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外屋的碗櫥裡，隊員們找到了兩塊女士手錶，一個銀色的BP機，還有一個繡著花紋的女士皮包。裡屋的衣櫃裡，藏著一套女士皮衣、一條牛仔褲和一雙紅色的女皮鞋；床頭櫃的抽屜裡，有三枚金戒指和兩個BP機。“這些東西都不是高穎的。”跟著來指認的高穎母親說。
最關鍵的發現來自床底下。隊員們在床腿旁邊的地面上，發現了幾處已經乾涸的血跡，顏色呈暗紅色，還有幾根棕色的長髮。“立刻提取，送法醫鑑定！”李建國命令道。
法醫不到20分鐘就趕到了現場，小心翼翼地提取了血跡和毛髮樣本。化驗結果很快出來了：現場提取的6份血樣都是人血，血型分別是A型、B型和O型。
很明顯，這是三個人的血跡。
這個發現讓案件有了重大突破。徐紅林家裡有三個不同女性的血跡，加上垃圾場發現的三具女屍，兩者之間必然存在聯絡。隊員們立刻對搜查到的BP機展開調查，其中一臺BP機的背面貼著一張紙條，寫著本機號碼。透過傳呼臺查詢，機主名叫王麗，是紅旗街忘情歌廳的小姐。
李建國立刻安排隊員去忘情歌廳走訪。歌廳老闆是個中年男人，得知王麗可能遇害後，顯得有些緊張。“她是去年11月來的，長得挺漂亮，生意不錯。”老闆回憶道，“過了聖誕節就沒再來上班，臨走那天下午，她還來歌廳放了個包，裡面有衛生巾和化妝品。”
隊員們找到了王麗的房東陳老太太。老太太今年60多歲，說起王麗，一臉嫌棄：“這姑娘不學好，天天晚上有男人來找她，吵得我睡不著覺。”她領著隊員們來到王麗租住的房間，裡面的東西還在，一張床上堆著衣物，桌子上放著一本機動車輛駕駛證。
駕駛證是巴盟臨河市車管所填發的，上面有王麗的照片和家庭住址。隊員們順著這個線索，找到了王麗的姐姐，又透過姐姐找到了王麗的母親張妙芳。當張妙芳看到從垃圾場提取的衣物時，當場哭暈過去，那正是王麗失蹤前穿的衣服。4月9號挖出的第二具女屍，確認是王麗。
現在，只剩下309案的死者身份不明瞭。隊員們再次梳理從徐紅林家搜出的物品，發現還有一臺BP機的機主無法確定。“給這臺BP機換上新電池，說不定有人會呼她。”李建國提議道。
4月12號晚上，那臺沉寂已久的BP機突然“滴滴”響了起來。中隊長大王趕緊回撥了電話，電話那頭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語氣焦急：“喂，小妹嗎？你在哪呢？媽都快急瘋了！”
大王心裡一喜，連忙說：“您好，我們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的，您妹妹是不是叫孫秀玲？她出了點事，麻煩您來一趟分局。”
電話那頭的男人愣了一下，隨即哭了起來。他是孫秀玲的哥哥孫某，孫秀玲從2月下旬失蹤後，家裡人一直在找她。透過孫某的辨認，309案的死者正是孫秀玲。
至此，三起女屍案的死者身份都已確認，而徐紅林就是這三起案件的真兇。在鐵證面前，徐紅林終於崩潰了，供述了殺害王麗和孫秀玲的經過。
1998年12月27號晚上8點，徐紅林開著計程車路過車站紅旗街西門，看到王麗一個人在等車。“我以前在歌廳見過她，知道她是小姐。”徐紅林供述道，“我就停下車，問她要不要出去玩，她一口就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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