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共和國迎來了解放以來最大的一次天災。全年受災四千四百六十三萬公頃，成災一千三百七十三萬公頃，而且是旱災、洪澇、霜凍、風雹、颱風、蟲鼠災輪番上陣。更要命的是，這些災害全部集中在豫、魯、川、皖、鄂、湘、黑七大產糧省，像是有人刻意把一年的災害壓縮了時間，按在同一個座標上反覆碾壓。
一到四月份，河北、黑龍江春旱，影響三百萬公頃農作物。黑龍江受旱深度四到五寸，歷史罕見。農民蹲在田埂上，手伸進土裡探了探，摸到的全是乾粉，用力攥一把，鬆開就散了，風一吹什麼也留不住。河北中部、東部連續二百多天無雨雪。村裡那口老井的水位一天比一天低，青石井沿上刻著幾代人的刻度，最下面那道是光緒年間的旱災留下的，水位線快要夠到那道刻痕了。
四月到五月，華北和黑龍江又遭霜凍，五十多萬公頃農作物被凍毀。田裡的麥苗剛拔節，一夜之間全成了乾枯的細條，用手一折就斷，斷口處沒有水分，像是被火燎過。農民從地裡回來的時候手裡攥著一把凍壞的麥苗，在掌心攥了一會兒，又鬆開了，走到門口甩進灶膛裡當柴燒。
二月到六月，珠江、長江、淮河流域三次洪澇，兩百多萬公頃農田被淹。水從上游的山洪衝下來，裹著泥沙和斷木，漫過堤壩，灌進田裡，把才插下去的秧苗連根拔起沖走了。洪水退去之後，田裡留下一層厚厚的淤泥，淤泥裡埋著半截被泡爛的稻秧，露出來的葉片邊緣已經發黑了，像是被墨水浸過。
三月到六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遭遇颱風、龍捲和冰雹，穿插降臨。有些地方上午還是晴天，下午天就暗了下來，雲層壓得很低，風從海面上捲過來，裹著鹹腥的水汽，然後第一顆冰雹砸下來的時候，地裡的人還來得及跑到屋簷下面躲。但第二波冰雹來得更急更密，有的個頭跟雞蛋一樣大，砸在屋頂的瓦片上，瓦片碎成幾瓣，砸在還沒有收的麥穗上，整片整片地倒伏下去，歪向同一個方向，像是有人在田裡畫了一道扇形，再也直不起來了。
六月到八月，江淮流域爆發大旱。七月下旬受災八百二十一點二萬公頃，八月上旬擴充套件到黃河以北和西南內陸，合計兩千二百七十六萬公頃。松花江水源瀕於乾涸，豐滿水庫缺水發電，水位線降到了發電機組進水口以下，輪機停了，下游的工廠裡機器也跟著停了。江淮出現歷史同期最低水位，江蘇三十七萬座塘堰小水庫乾涸，塘底裂開的紋路能伸進一隻手掌。湖北塘堰乾涸百分之八十，長江沿線一百二十一個水閘能自流放水的只剩五十個。湖南邵陽、衡陽、湘西七十一萬處塘壩半數乾涸，剩下的另一半水面壓得很低，露出底下一圈乾枯的草根和貝殼的殘殼。
結果七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龍江突降暴雨山洪，兩百多萬公頃被淹。這是典型的“旱澇急轉、同季對沖”——旱了半年的土地被暴雨一衝，硬殼表面的泥塊被雨水裹著往下滾，地表的麥茬和殘草也跟著被水流捲走，露出底下一層被太陽曬裂又被水泡脹的黃土，混著泥水一起漫過田埂，把剛種下去的晚秋作物連根捲走，像是有人在乾旱的田壟上澆了一鍋滾燙的水，把地面的土坯連同底下一層沒長穩的根系一併揭起來，衝進了更低窪的溝渠裡。
七月到九月，東南沿海遭遇五次颱風，一百二十萬公頃農田受災，閩南、粵東最重。海邊的村莊裡，屋頂的瓦片被颱風掀掉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在屋裡地板上散落著，雨水從天花板的裂縫裡漏下來，在灶臺上積了一小攤水漬，灶膛裡的柴火溼透了，點不著。
《人民日報》十月二十九日述評裡寫道：“今年的災害，包括旱災、澇災、風災、蟲災，是解放以來最大的一次。”文章裡還提到了幾個具體的極端情況——“以湖北為中心的旱災是七十年來找不到記錄的；廣東春雨也是幾十年來沒有過的；北京以北的水災同樣超過了幾十年的記錄；福州、廈門一線颱風大到十二級以上。”
芬恩把那篇報道從頭到尾讀完了，把報紙擱在膝蓋上，沒有疊好，紙頁還攤開著。他坐在院子裡那把藤椅上，午後的日光從槐樹的枝葉縫隙裡漏下來，在他的肩上落成幾塊細碎的金色光斑。他捏了捏眉心，指腹在眉心處停了一下，像是在那裡找一道越來越深的溝痕。他放下手，靠進椅背裡，悠悠嘆了口氣。
楚中天坐在對面，雙手擱在膝蓋上，眉頭擰成了一個結。他盯著芬恩放下的那張報紙看了好一會兒，手指不自覺地攥緊了膝蓋上的布料，指節泛白，又鬆開了，又攥緊。他開口的時候聲音不高，帶著一種“我已經琢磨了幾天但始終沒找出答案”的沉：“這賊老天是想幹啥？要瘋啊？”他說完這話之後自己沉默了一會兒，像是在等一個他自己都不指望的回應。
芬恩抿了抿嘴，把報紙拿起來重新展開，目光落在那行“七十年未見的旱災”上，停了幾秒，然後把報紙摺好擱在茶几上。他的手指在報紙邊沿按了一下，像是在那裡放一道自己不一定能看完整的句號，然後抬起頭來：“我最擔心的還不是天災。”他頓了頓，像是在把下一句話在舌頭上晾涼了才放出來，“畝產萬斤你信嗎？按照這虛高的產量徵購，農民手裡沒糧了啊。”
楚中天倒吸一口冷氣，後背從靠著的姿態慢慢直起來，像是一隻正在被重物壓住又緩緩抬起的彈簧。他想了一會兒，像是在腦子裡把這句話和自己在鄉里聽到的那些零碎的、不太好歸納的傳聞並排放著，比照著看：“那再加上一大二公，不是要了親命了？阿祖他們運來的糧食……”他沒有說下去，但後半句的意思已經落在桌上了。
芬恩擺了擺手。他的動作不大，但擺了兩下，像是在用這個簡單的動作把一條他不想展開的線頭按回去：“杯水車薪罷了。運來的那些，能護住心脈就不錯了。”他停了一下，目光落在那張被摺疊過的報紙上，報紙的摺痕已經很明顯了，兩道交叉的印子把頁面切成了四塊，像是有人在一張地圖上劃了一道暫時的分界線。他開口的時候語氣比剛才輕了一些，像是在對自己說一句話，而不是在跟楚中天商量：“人定勝天。”
楚中天坐在對面，聽到這四個字的時候沒有立刻接話。他的目光還落在那張報紙上，但他看到的不再是那行關於畝產萬斤的鉛字，而是村口牆報欄上貼了又撕、撕了又貼的紅紙，是公社食堂門口排了半天的隊，是玉米地裡被掰斷的秸稈在秋後遍地橫著的斷口。他攥著的拳鬆了又緊了，終於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的天光正在從灰白變成灰藍，對面屋頂的瓦片上落著一層薄薄的塵土，風把晾衣繩上一條洗得發白的毛巾吹起來又放下。他背對著芬恩站了很久，胸口起伏了幾回，像是在那裡安放一件他不能當著芬恩面爆開的火氣。
晚飯端上來了。邦尼端著一盆麵條從廚房裡走出來，熱氣從盆沿升起來，在午後的光線裡凝成一小團白霧，散開又聚攏。張首芳跟在後面，手裡端著碗筷，碗沿疊得整整齊齊，筷子並排擱在碗邊，她一邊走一邊用圍裙擦了擦手上的水珠，把碗筷依次擺在桌上：“吃飯了。”
哥倆到餐桌邊落座。邦尼在芬恩旁邊坐下，給自己盛了半碗麵，沒有急著動筷子，先看了芬恩一眼。芬恩端起碗低頭吃了一口，沒有說話。楚中天坐在對面，用筷子夾起一箸麵條，還沒送到嘴邊，邦尼開口了。她的聲音不高，像是怕被院子裡之外的人聽見：“孫七聽人說，村裡鬧災挺嚴重的。誰敢上報實情，誰就是右傾……”她沒有說完，後半句話被餐桌上的安靜截住了。楚中天的筷子頓在半空中，那箸麵條還在他筷子尖上搭著，熱氣從麵條表面緩緩升起來，在兩個人之間鋪了一層薄薄的白霧。然後他手裡的筷子“咔”的一聲，折成了四截。斷口參差不齊，木茬戳出來，在桌面上放下來的時候聲響不大，但比筷子折的時候更沉。
芬恩倒是挺淡定。他挑起幾根麵條，吹了吹熱氣，送進嘴裡，嚼了兩下，嚥了，才抬眼看向楚中天：“筷子捏折了，你拿手抓著吃啊？”他語氣平得像是在說一件跟他自己的午覺不相干的事，但他的聲音放得比剛才低了些，像是想讓那句話落到楚中天的耳朵裡時儘量不帶著邊緣上的毛刺，又像是給自己先說出來的話留一道介面，“吃完飯，你去海子裡說一聲吧。不過我估計他們應該是已經知道了的，只不過摸不清底。”
楚中天低著頭，看著自己手裡那兩截斷筷，沉默了一會兒。斷口處翹起的木茬扎著他的指腹，他沒有立刻鬆開，像是要把這半截筷子在指尖上多停一會兒，才能記住它折斷的手感。他放下斷筷，從筷子籠裡重新抽了一雙新的，在桌面上頓齊了，說了一句：“我知道了。”聲音比剛才穩了一些，像是那截斷筷已經替他洩了一道他沒來得及安排出口的勁。
芬恩低頭吃了幾口面，然後放下筷子，端起桌上的湯碗喝了一口。碗沿擱回桌面的時候他抬起頭，像是那口湯幫他理清了一個念頭：“我們什麼都做不了。收拾收拾，咱們去東北吧。大興安嶺有的是吃食，咱們倆老東西就不在城裡跟人搶糧食了。”他頓了一下，手指在桌沿上虛虛一劃，劃出一道從北京往東北方向去的斜線，“你去海子的時候順便說一下。”
楚中天沉默了一會兒，看著自己面前那碗還沒怎麼動過的面，他拿起筷子夾了幾根，送進嘴裡嚼了，嚥下去之後才點了點頭。
與此同時，香港正被另一場風暴盯上。
東南沿海的颱風共有五次，其中有兩場影響到了香港。南海生成的威爾達颱風，七月六日在惠來登陸，強度為熱帶風暴級，過程雨量九十四點七毫米。街面上積水漫過腳踝，排水溝裡漂著折斷了半邊翅膀的紙殼和從巷口衝下來的舊布鞋，穿膠鞋的行人在屋簷下站了半個鐘頭，等水退了兩寸才繼續趕路。
但真正讓整座城市繃緊的，是九月這一場。
九月七日，呂宋以東生成颱風娜拉，進入南海後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動。九月十日晨二時，颱風中心在香港以南約兩百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氣象臺發出了緊急警報，預計在“寶安到陽江之間登陸”。九龍東端的民居里，有人連夜用木板封了窗，把晾衣繩上沒收的衣服拽下來塞進屋裡；碼頭邊的貨棧提前拉上了鐵皮卷閘門。維港海面上的湧浪開始變得不規律，像是有人在海底翻動一層看不見的厚棉被。風從海面上灌進太平山半腰的窄巷裡，貼著牆根鑽過門縫，把巷口的布幌子吹得平著伸了出去。
山頂普樂道，陳學文那棟別墅的院子裡，氣壓計的水銀柱已經掉到了九百七十九百帕。風還不太大，但那棵老榕樹的樹冠已經被壓成了一個方向，葉片在午後的光線裡翻出淺灰色的背面，邊緣不停地往同一側偏過去。陳學文站在院子裡看了一眼那棵老榕樹，然後轉身進了書房。他把那件舊呢子袍子披上，走到牆角那隻氣壓計前面，彎腰看了看刻度，伸出食指在那道裂了縫的玻璃格上敲了一下。黃銅的外殼發出很輕的“叮”聲，像是一面老鍾在提醒一個快要遲到的約定，玻璃裂痕周圍的水銀柱在柱身中緩緩降了一格。
陳學文直起身，想了想，轉頭對站在門口的管家說了一句：“把地窖那瓶一九四五年木桐醒上。阿祖今晚可能會來。”他的語氣很平，像是在說一件他已經算過、不需要再複核的事。管家愣了一下，想說什麼，看了陳學文一眼，見他站在氣壓計旁邊，日光從背後的窗戶照進來落在他花白的頭髮上，把他整個人襯得有些薄，像是站在一扇半開的門前面。管家轉身去酒窖了，腳步聲在走廊裡越來越輕。
陳學文慢慢走上露臺，扶著欄杆站定。夜色已經徹底沉下來了，風從山腳灌上來，一陣比一陣急，吹得他呢子袍子的下襬往後飄。他看見山下青灰色的維多利亞港上湧起的浪頭已經連成了片，一層疊著一層朝岸邊推過來，在防波堤上撞碎成白沫；浪聲隔了半座山傳上來，被風裁成一段一段的，還沒落穩就散了。普樂道那幾棵老榕樹的樹冠在風裡壓得更低了，枝條被扯向同一個方向，枝葉摩擦的聲音在空曠的夜色裡像是一列正在駛過深冬隧道的火車，又像是有人在遠處反覆拉著一張不能鬆手也不能合攏的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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