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洛的崛起不是一夜之間的事，而是一層一層搭上去的。
麥士維時代，警隊貪腐已經廣泛存在，但還沒有發展成後來那套高度系統化、全港統一的分錢制度。那時候的收錢方式是散的、亂的、各管各的——灣仔的警員收灣仔的保護費，旺角的探員收旺角的規費，每一區都有自己的賬本，每一區的賬本都不互通。有人收得多，有人收得少，有人想收卻沒人給，有人不想收卻被硬塞。那時候的警隊像是很多條各自流著的小河，每一條都有自己的流速和方向，有的被上游堵住了，有的在下游改了道，但沒有人把那些河道連起來修成一張完整的管網。
雷洛是在伊輔任上開始搭那套管網的。伊輔是老殖民地警察，在東南亞和遠東殖民地的警務系統裡打滾了大半輩子，非常熟悉香港本地的民情。他心裡很清楚地下黃賭毒、社團、警察分贓這套潛規則——不是他想不想管的問題，是在這套體系下，“管”意味著把整張桌子掀翻，而港英當局當時需要的是——能用最低的成本把這座殖民地的治安維持在“不出大亂子”的底線上。伊輔不是主動鼓勵貪汙，但他的實用主義態度給了雷洛那套想法最合適的土壤。
伊輔沒有動手拆那些河道，也沒有把河道拓寬，他只是讓它們繼續流自己的，等哪一條該堵上再堵。而雷洛就在那段時間裡，把那些各自流著的河道接了閘口、標了刻度、連上了主管道。
那幾年他在油麻地、九龍紮下的根基，不止是人和地盤，是一套能把自己收的錢經得起查檔、經得起轉手、經得起翻舊賬的分賬邏輯。他在九龍、油麻地扎穩了根基，積攢了大批人脈，為日後升任總華探長鋪平了路。那些年他坐在彌敦道那間茶餐廳二樓靠窗的位置，一坐就是一整個下午，面前攤著的不是報紙，是一張手寫的分割槽名單，每個名字旁邊都用鉛筆標了一個數字——那是他每個月要等他們自己交上來的那筆數。他往那條管網的入口處一站，不需要逐一加碼，賬頁上的數字每季度都會自然對齊，每一筆都沿著他標註的刻度歸入同一個匯流口，不需要額外校準。
戴磊華1966年上任，雷洛也是那一年晉升總華探長。那時候的九龍街頭已經有了幾道在晚間燈火通明的新賭檔，它們各自的納貢記錄都匯入同一本不具名的總賬，賬頁邊緣貼著同一排雷洛慣用的小標籤。戴磊華上任的時候有沒有整頓警隊的心思，已經沒人知道了——他趕上了六七暴動，港府把全部精力壓在了鎮壓和維穩上，雷洛藉著這個視窗，把那套管網從九龍鋪到了港島，從油麻地鋪到了銅鑼灣，從街頭檔口鋪到了戲院舞廳。
伊達善在1967年接任，才是金錢帝國的真正黃金時代。六七暴動之後，港英的首要目標是壓制動亂，維持社會秩序，警務處的全部重心都放在維穩上，默許甚至依賴華人探長網路管控地下社會。雷洛、藍剛正是藉著這個環境，把各區的CID、收賬、分層上繳這套制度打磨到了最完整的形態——地下檔口按月納貢，層層分成，從街頭便衣一直延伸到英籍高層，像是一棵根系深入整座城市地底的榕樹，每一條氣根都扎進了不同的土壤裡，彼此纏繞著長成同一棵樹冠。伊達善本人沒有確鑿的貪腐證據，但他對這套規則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是殖民地官員，優先要的是“社會不出亂子”，肅清貪腐從來不是第一要務。
但樹的根扎得越深，樹冠越大，也就越容易被人從遠處看見。
1969年，薛畿輔接任警務處長。他上任之後做了幾件事——調閱了部分分割槽的收賬記錄，撤換了兩個油水最重的分割槽探長，但沒有動更上層的東西。他的動作不算大，但方向已經變了。嗅覺最為靈敏的藍剛在那幾年裡最先察覺到了風向的變化。他沒有等風徹底吹過來，先一步退了休，藉著旅遊的名義直接跑路去了泰國。藍剛走的那天沒有人送行，他提著一隻棕色的皮箱從啟德機場的候機樓走向登機口時腳步沒有放慢，也沒有回頭看。
薛畿輔的動作說明上層已經開始出現收緊的苗頭。但真正讓那層蓋子掀開的，是葛柏。
葛柏是皇家香港警察英籍總警司，屬於警隊總部高層，吃上層分潤，華人探長體系要向上給他進貢。他的工資一年大約一萬多港幣，但後來被查實手裡的財富高達四百三十多萬港幣，相當於四百多年的工資。
1971年，反貪部門收到舉報：葛柏的銀行賬戶源源不斷地有大額現金存入，那些存款的間隔和數額都很整齊，像是有人按月往同一個賬戶裡放錢，從不間斷，也從不多放。警隊的反貪汙部啟動調查，但葛柏在警隊根基極深，內部到處都是人情關係，調查處處受阻，很多證據被壓下，訊息走漏。調查組算出了他那筆鉅額不明財產，正準備起訴他，葛柏嗅到了危險，利用職權申請了休假，1973年6月，直接從啟德機場坐飛機逃回英國本土。
他走的時候和藍剛差不多，沒有人送行。但啟德機場的候機樓裡有人看見他走到登機口之前回頭看了一眼，像是在確認沒有人在追他。他登機之後，飛機在跑道上滑行了很長一段距離才拉起來，機翼掠過維港上方的時候，地面的燈光正在一盞一盞地亮起來，像一層正在慢慢鋪開的舊網。
葛柏一走，全港警隊炸了鍋。報紙的頭版標題越來越大，電臺的滾動新聞越來越密集，英文報和中文報的措辭不同，但指向相同。緊接著，1974年2月，港督麥理浩宣佈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ICAC，獨立於警隊，獨立於法庭，有權直接拘捕警務人員。這個新部門成立的那一天，香港的報紙在頭版刊登了麥理浩在記者會上的照片，他站在講臺後面，面前的麥克風沒有調成一條直線，中間有兩支的間距明顯比其他的小半寸。
雷洛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就已經舉家逃往加拿大。他走的那天天氣很好，維港上空沒有云，啟德機場的跑道被午後的日光照得發白。他沒有像葛柏那樣從登機口回頭看一眼，也沒有在候機樓裡停留太久，只是沿著隊伍往前走，等前面的人透過安檢之後，自己跟上去，手裡沒有提箱子。
韓森是之後一個走的人。他1972年底才升任新界總探長，只當了兩個多月，預感大勢已去，立刻退休跑路加拿大。他走的時候比雷洛和藍剛都緊張，進候機樓之前先在停車場抽了兩根菸，然後把菸頭踩滅了才往入口走。
顏雄本來覺得自己只是個小角色，四大探長裡最不起眼的那個，不至於有人追查到他頭上。結果一看四大探長跑了仨，立馬逃往泰國定居。事實證明他跑得沒錯，他剛落地，ICAC的通緝令就下來了。
王老吉是在家裡聽說這些訊息的。他八十多歲了，膝蓋不好，走路需要拄著一根藤編柺杖，院子裡的花圃他每天上午都要親自澆一遍水，用那隻鋁製的長嘴水壺沿著花圃邊緣慢慢走，每一株都澆到，澆完才進屋坐下。他耳朵也有些背了，聽新聞的時候要把收音機音量調到最大，播音員的聲音從喇叭裡傳出來，在客廳裡迴盪，有時候鄰居家的小孩在巷口喊什麼他也聽不見。但ICAC那條新聞他聽清了。
他把收音機關了，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窗外的光線從灰白變成灰藍，他沒有開燈。
大馬和小馬是在那天傍晚來找他的。他們進門的時候腳步比平時快一些，小馬手裡還攥著一張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廣告，像是剛在哪裡看完還沒來得及收進包裡。大馬走在前面，推開院門的時候先喊了一聲“契爺”，聲音比平時高一些，像是要用音量把那句還沒說出口的話先蓋住。
王老吉正坐在客廳那把藤椅上打盹，聽到喊聲睜開眼睛，目光在那兩兄弟身上停了一下，又落回他們手裡那張剪報上。他沒有立刻開口，先把手裡的水壺擱到茶几邊上，像是要用那道放下的動作替自己先把他們倆進門時的節奏重新估一遍。
大馬開口說：“契爺，我跟小馬要去一趟臺灣。”
王老吉的動作慢了半拍。他沒有直接問“去臺灣幹什麼”，先看了一眼小馬，又看了一眼大馬，像是在用那一段慢下來的時間裡替自己把兩個人的站位和進門的節奏重新對一遍。過了一會兒他才開口，聲音比平時低了一些：“啊？去臺灣幹什麼？”
小馬往前走了一步，語氣裡帶著一種“我把路子都看好了”的篤定：“那邊有個報社要出售，我們去看看。如果是真的，我們的《東方日報》就能做大，就成功變成傳媒商人了。”
王老吉聞言，眼睛亮了一下。那道亮光不大，但在客廳已經暗下來的光線下格外明顯，像是有人在一盞快熄的燈裡撥了一下燈芯，火光跳了一下又穩住了。他坐直了身子，把藤椅的扶手往前推了一寸，聲音比剛才清了一些：“做報紙啊？做報紙好啊。這是正行來的，比你們幫那個跛豪運麵粉要安穩得多。福義興是老牌子了，三太子一直都說做毒不好，這些年我也有看報紙，做毒沒有好下場的。早點走正行就很好。”
他說到“做毒沒有好下場”的時候，目光沒有落在任何人臉上，像是落在了自己面前那道已經被他翻過很多遍的舊摺痕上，那道紙邊在多年後的同一頁仍沿著原來的摺痕合攏。他沒有再往下說，但話尾的餘音像是被他自己收住了。
大馬聽著他的絮叨，臉上的表情沒有變化，但手指在褲縫上搓了一下又鬆開了。他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鐘，又看了一眼小馬，像是在用那道目光替自己把已經說過一遍的話再確認一次：“契爺，我們要趕緊出發了，趕飛機。”
王老吉手裡攥著澆花水壺，像是被那聲“趕飛機”拉回了神。他放下水壺，又看了一眼兩兄弟，像是要把那兩副穿好外套站在門檻邊緣的人影在視線裡多框住片刻：“哦，對，正事要緊。你們要買報社，錢夠不夠？不夠的話我這裡還有一些。要是搞不明白就不要著急，可以找人問問。我可以幫你們去求一下三太子，這些事情對他來說都是小事情，他應該會給我這把老骨頭一些面子。當年我跟姜佬……姜佬頭幾年死了，現在就剩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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