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圖”專案引發的震動尚未平息，那“推遲五年”的斷言如同沉重的警鐘，在高層決策圈內迴盪。張彬深知，要打破因算力瓶頸導致的僵局，除了在計算架構上尋求根本性突破外，還必須為整個“南天門”體系找到一個更具象、更能凝聚力量、也更能展現決心的階段性目標。這個目標，必須足夠高遠，高遠到能牽引所有相關技術向前狂奔；也必須足夠清晰，清晰到能讓所有人看到努力的方向。
在“河圖”專案論證會結束後的第七天，一份由張彬主筆、錢所長聯合署名，標題為《關於發展人造地球衛星的初步構想》的絕密報告，被直接送抵最高決策層。這份報告沒有冗長的前言，開篇便以斬釘截鐵的語氣明確提出：“建議集中力量，力爭在1958年前後，將我國首顆人造地球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報告的主體部分，條分縷析地闡述了人造衛星對國家未來發展的巨大意義。它不僅是彰顯國力、提升國際地位和政治威望的“爭氣星”，更是未來空天時代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張彬運用其跨越時代的視野，描繪了衛星在遠端通訊（超越地面線路和短波電臺的侷限）、全球偵察（打破地理隔閡與資訊迷霧）、氣象觀測（提升天氣預報精度，服務農業與軍事）、大地測量乃至未來導航定位等領域的革命性應用前景。他將衛星定義為“懸於九天之上的眼睛與耳朵”，是“南天門”體系感知全球、聯絡八方的神經節點，其戰略價值，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
報告送到了那位曾聽取“南風”專案彙報的最高領導案頭。領導仔細閱完全文，沉思良久，召見了自己的秘書，做出了明確指示。很快，錢所長和張彬被請進了一間樸素的辦公室，領導的秘書當面傳達了決定：
“報告看了，寫得很好，眼光很長遠，意義也說得很透徹。”秘書的聲音平和而有力，“原則批准。這件事，關乎國家威望和未來戰略，必須搞，而且要儘快搞出成果。但是，”他話鋒一轉，目光落在張彬身上，“張彬同志，報告裡也提到了，目前我們的運載火箭，可靠性還不足以承擔如此重大的發射任務。領導要求，你在負責衛星本體技術抓總的同時，必須牽頭解決運載火箭的可靠性問題，要確保我們的‘星星’，能穩穩當當地送上天，不能有任何閃失。”
這意味著，張彬肩上的擔子，除了“白帝”、“南風”、材料、網路、“河圖”，又加上了衛星本體和運載火箭可靠性這兩座大山。
最高層的原則性批准，如同一聲發令槍，瞬間激活了整個與之相關的科研體系。一個由國家層面直接領導的航天局籌備組迅速成立，錢學森等剛從海外歸來、胸懷報國熱忱的頂尖專家也被吸納進來，參與方案的進一步論證。在一次關鍵的技術討論會上，張彬與錢學森等人就衛星的初始軌道引數進行了深入探討。
張彬站在巨大的星圖前，手持指示棒，向與會者講解他基於【星際導航】知識初步篩選出的幾條候選軌道。他的講解深入淺出，將複雜的軌道力學用最直觀的方式呈現出來。天文臺的研究員提供了詳細的地球重力場資料，軌道計算員則在黑板上列出一長串開普勒方程組的變體，緊張地進行著驗算。
“綜合考慮發射場位置、運載能力、覆蓋區域以及地面測控需求，我認為這條傾角為68度的近地橢圓軌道是目前的最優選擇。”張彬的指示棒在星圖上劃出一條優美的曲線。
然而，當他的意識沉浸在那浩瀚的【星際導航】知識庫中，對這條軌道進行更深層次的、超越當前天體力學範疇的“空間環境”模擬校驗時，一個極其細微卻無法忽略的異常，觸動了了他的感知神經。在那條優選軌道的某個特定區段，距離地面約380公里的高度，存在一個範圍不大、但性質未知的“空間區域”。根據知識庫中某種玄奧的時空感知模型提示，那片區域存在著持續性的、極其微弱的非自然電磁干擾背景輻射。這種干擾強度很低，對普通的衛星通訊或偵察可能影響不大，但對於未來可能需要部署的高精度感測裝置，或是進行特定頻率的深空通訊實驗，則可能構成潛在的、難以排查的威脅。
那是什麼？是某種尚未被當代科學認知的空間物理現象？是地球磁場在該區域的特殊波動？還是……與“星海拾遺”那微弱訊號，或王根生遭遇的“風箏”一樣，屬於某種未知存在的痕跡？
張彬的指示棒在那片區域的上方微微停頓了一下。他沒有將這個基於超時代知識的發現公之於眾，那將引來源源不斷的、他無法解釋的疑問。他只是用平靜如常的語氣，在確定最終軌道引數時，看似隨意地補充了一句：
“另外，建議我們的地面觀測網路，加強對這條軌道上，特別是東經125度附近，高度380公里上下空間的電磁環境背景噪聲監測。積累基礎資料，為後續更精密的衛星型號做準備。”
這個要求合情合理，與會專家並未察覺異常，記錄員將其作為一項常規技術建議記錄在案。
但張彬心中清楚，在那片看似空無一物的太空之中，似乎隱藏著不為人類所知的秘密。發射衛星，不僅是為了觸控近地空間，或許，也將成為揭開這些秘密的第一步。通往星辰大海的道路，從一開始，就佈滿了未知的迷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