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室的門再次開啟，護士推著蓋著白布的單架床出來。白布下，是一個已經失去所有生命氣息的輪廓。
“爸——！！！” 撕心裂肺的哭喊再次響起，在寂靜的醫院走廊裡迴盪，令人心碎。
鄭局長等人，以及總公司的領導，都默默低下頭，，向那白布下的遺體，致以沉默的、複雜的、帶著無盡悔恨、恐懼和兔死狐悲之感的哀悼。
一個正局級的油田黨委書記，一個在石油系統摸爬滾打近四十年、還有三個月就滿六十歲、本可以安享晚年的老石油人，就這樣，在距離他生日還有不到一百天的時候，躺在冰冷的急救床上，被蓋上白布，推向了太平間。
他沒能等到他的六十大壽，沒能等到安全退休、含飴弄孫的那一天。他死在了他最熟悉的、奮鬥了一生的石油系統的最高權力中心——總公司董事長的辦公室裡，死因是“心源性猝死”，直接誘因是“情緒極度激動”和“頭部遭受撞擊”。
諷刺，荒誕，殘酷。
訊息，以最快的速度，在極小的、需要知道的範圍內核爆式傳開。
孫德海的死亡，像一塊巨石投入本已波濤洶湧的湖面，激起了更詭異、更復雜的暗流。
對於剛剛經歷“臘子河慘案”、焦頭爛額的蘇江油田和石油總公司來說，孫德海的死，在最初的震驚、慌亂和恐懼之後，竟然被某些人，在內心深處，隱隱地、不約而同地，視作了一種……“轉機”？
一個可怕的、不能宣之於口，卻迅速在相關決策者腦中成形的邏輯鏈條開始運轉：
蘇江發生了死亡18人的特別重大安全事故，必須有人為此負責，而且必須是夠分量的人。按照安全生產“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失職追責”的原則，以及事故調查“上追一級”的慣例，蘇江油田的黨政一把手，孫德海和鄭局長，是首要追責物件。現在，孫德海死了。
死了，就意味著他無法再為自己辯解，無法再推卸責任。更重要的是，在體制內，對一個死去的、尤其是死在“工作崗位”上的領導幹部，尤其是級別不低的領導幹部，進行“蓋棺定論”時，往往會帶有一種微妙的、傾向於“穩定”和“照顧”的考量。
嚴厲的追責，通常更多地施加在活著的人身上。
那麼，將蘇江“臘子河”特大事故的主要領導責任，完全、徹底地歸到已經死去的孫德海頭上，是不是就“順理成章”了？
他作為黨委書記，安全生產第一責任人，在事故中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他的死，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解讀為“因事故壓力過大、深感愧疚、突發疾病、因公殉職”。
這樣一來，對上（省委、國家部委）、對下（死者家屬、職工群眾）、對外（輿論），似乎都能給出一個“交代”：主要責任人已經以生命付出了代價，顯示了組織嚴肅追責的決心，也體現了對逝者的某種“哀矜”。
而活著的鄭局長，以及其他相關責任人，雖然也難逃處分，但相比於“主要責任人”的罪責，壓力似乎就小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對於石油總公司，尤其是對於鄒同河本人而言，一個死去的孫德海，作為“頂罪羊”，遠比一個活著的、可能亂說話的孫德海，要好控制得多，也“安全”得多。
死人不會申辯，不會翻供，不會牽扯出其他可能更麻煩的問題（比如總公司層面的安全管理漏洞、對下屬企業長期疏於監管等）。
於是，在孫德海嚥下最後一口氣的幾個小時後，石油總公司黨組的意志，就開始迅速而隱秘地貫徹下去。
首先，是“統一口徑”。由總公司辦公廳牽頭，組織部、安監局、蘇江油田相關人員參加，召開緊急閉門會議。會議的核心議題，就是如何“客觀、準確、穩妥”地向上級報告孫德海的死亡原因，以及如何“公正、嚴肅、恰當地”認定他在“臘子河”事故中的責任。
會上，氣氛詭異。有人還沉浸在震驚和悲慼中，發言帶著真實的悲痛和對老書記的同情。但很快，來自總公司層面的、看似公正、實則不容置疑的“指導性意見”就佔據了主導。
“孫德海同志的突然離世，我們都很痛心。他在石油戰線工作近四十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這一點，組織上是肯定的。”主持會議的一位總公司黨組成員，語氣沉重地開場，“但是，功是功，過是過。‘臘子河’事故，性質極其嚴重，影響極其惡劣，給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作為蘇江油田的主要負責人，孫德海同志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領導責任，這是事實，不容迴避。”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在場眾人：“現在，孫德海同志不幸去世，這對他個人和家庭是巨大的悲劇，對事故的後續處理，也增加了複雜性。我們要本著對黨的事業負責、對人民群眾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既要實事求是地認定他的責任，也要……考慮實際情況，維護穩定大局。”
“實際情況”和“穩定大局”，這兩個詞被刻意加重。所有人都聽懂了弦外之音。
“關於孫德海同志的死亡原因，”這位黨組成員繼續道，語氣變得極為“嚴謹”，“根據醫院出具的死亡醫學證明，直接死因是‘急性心肌梗死’，也就是心源性猝死。這是一個醫學事實。至於發病誘因，醫生也提到了情緒激動等因素。孫德海同志在得知‘臘子河’事故的嚴重後果後，情緒悲痛、壓力巨大，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也從側面說明，他對事故的發生是深感痛心和自責的。這種心情，加重了他的身體負擔，最終導致了不幸。這……也可以看作是他為事故承擔責任的一種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