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的革故鼎新，如同在帝國教育文化的原野上投下了一枚火種，迅速引燃了“新學”的燎原之勢。
這裡所謂的“新學”，並非全盤否定傳統儒學，而是在“經世致用”的旗幟下，以儒學義理為根基，廣泛吸納史學、諸子、律法、算學、格致（自然科學）、地理、經濟、兵學等實用知識，形成的一種相容幷包、注重實效的學術思想體系。
它既是科舉考試內容改革的直接產物，也反過來塑造著新一代士人的知識結構與精神氣質。
新學的興起，體現在多個層面：
首先，是教育內容的革新。
詔令既下，天下官學、書院、私塾，為適應新科舉，不得不調整授課內容。
除了傳統的《四書五經》註疏，算學（《九章算術》、《幾何原本》譯本）、律法（《大陳律》精要）、地理（《坤輿萬國全圖》、各省輿地志）、農政（《農政全書》摘要）、水利（《河防一覽》）、兵略（《孫子兵法》、《紀效新書》）、乃至格致初步（天文、物理、機械常識）等，逐漸成為生徒的必修或選修科目。
許多有遠見的山長、教師，開始聘請通曉算學、律法、西學的“新學師”來授課。教材編纂成為熱點，格致院 組織學者編纂的《新學綱要》、《經世文編》、《格致入門》等書籍，被各地學宮爭相刊印，洛陽紙貴。
其次，是學術風氣的轉向。
以往空談心性、埋頭故紙堆的風氣受到抑制，實證、考據、解決實際問題 的學風開始受到推崇。
士子們不再滿足於背誦程朱語錄，而是開始關注田賦、漕運、鹽政、邊防、海貿、刑獄 等現實政務，並在詩文中加以討論。
結社講學的內容，也從純粹的理學辯論，擴充套件到輿地考察、器械製作、海外見聞 的交流。
一些受到西學影響的學者，開始嘗試用實驗、觀測 的方法來研究自然現象，如測量星象、記錄物候、分析礦物等。
第三，是“新學士”群體的形成。
透過新科舉選拔出來的進士、舉人，其知識結構與傳統士人迥然不同。
他們可能通曉勾股測量，能協助清丈田畝、規劃水利；熟稔律例條文，能公正斷案、草擬章程；瞭解海外大勢，能參與外交談判、管理海關；略知機械原理，能督導匠作、改進工具。
儘管他們對儒家經典的理解或許不如前輩“醇正”，但他們的實務能力、開闊眼界 和進取精神，正是“啟明”時代治理龐大帝國、應對內外挑戰所急需的。
第四，是新學與西學的有限融合。
在“格致”的旗幟下，來自西洋的數學、天文、地理、火器、醫學 知識，被有選擇地吸收進新學體系。
徐光啟提出的“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思想，成為處理中西學問關係的準則。
新學士們不再盲目排外，而是以實用 為標準，評判西學的價值。
算學中的歐幾里得幾何、天文中的日心說、地理中的世界地圖、軍事中的燧發槍原理，逐漸被知識階層所瞭解甚至接受。
當然，這種吸收是審慎的，以不觸及“華夷之辨”根本和儒家倫理底線為前提。
新學取士才，實效顯於政。
改革後的首批新科進士，於啟明二十七年金榜題名。
這批“新學士”被分發至各部院、地方州縣歷練，很快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活力。
分發至戶部 的新進士，能運用新式記賬法理清賬目，參與制定更合理的商稅方案。
在工部 任職者，能看懂簡單的工程圖紙，協助督辦河工、城防、官道建設，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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