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朗聲背誦：“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堂中安靜下來，大家都想聽聽皇帝如何解讀這段經典。
“傳統解讀，都贊孟子重義輕利。”泰安帝話鋒一轉，“但朕常想，梁惠王問的是‘利吾國’，不是‘利吾身’。為國謀利，難道不對嗎？孟子真正反對的，是見利忘義，是唯利是圖。但若能在仁義的前提下，為國家、為百姓謀取實利，這難道不是大仁大義？”
他走到窗邊，望著太學庭院中金黃的銀杏樹：“就說我朝吧。世祖皇帝均田畝、興水利，這是不是利？仁宗皇帝輕賦稅、修運河，這是不是利？朕試行養廉銀、開波斯灣航線，這是不是利？但這些‘利’的背後，是讓百姓吃飽穿暖、讓國家富強安寧的‘大義’！”
這番話如醍醐灌頂，讓許多人陷入沉思。
泰安帝回到座位，語氣變得懇切：“所以朕以為，‘經世致用’不是不要仁義，而是要把仁義落到實處。空談仁義而不能解決百姓飢寒，那是假仁義；只顧實用而背棄道義，那是真禍害。我們要找的，是那個平衡點。”
他看向魯肅：“魯祭酒，您精通《春秋》。《春秋》褒貶善惡，記錄的不正是歷代治國得失嗎？若只當故事讀，那是浪費；若能從中總結出治國之道，那才是真正的‘致用’。”
魯肅聞言，沉思良久，忽然起身深深一揖：“陛下……袁先生一語驚醒夢中人。老臣讀《春秋》數十年，常沉迷於微言大義，卻忘了這些‘義’最終要落到‘行’上。慚愧，慚愧！”
氣氛頓時緩和。泰安帝趁熱打鐵：“因此朕提議，太學從明年起，增設‘實務科’。不僅要讀經史，還要學算學、地理、農學、工術。科舉考試，也要增加‘策論’比重，考察士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這個提議引起軒然大波。有支援的，有反對的，堂中再次熱鬧起來。
太子袁睿此時起身，這是他今日第一次發言：“諸位師長，容學生一言。學生隨父皇巡視地方時，見過許多飽讀詩書的縣令，卻不會算田畝、不懂水利，治下百姓苦不堪言。也見過一些精通實務的能吏，卻不知教化、不懂禮法，地方風氣敗壞。可見，二者缺一不可。”
他頓了頓，繼續說道：“學生以為，‘經世致用’的真諦，在於‘知行合一’。知而不行，是空談；行而不知，是盲動。唯有既明道理，又能實幹，才是國家需要的人才。”
這番話邏輯清晰，立意高遠，贏得了滿堂掌聲。連那些最守舊的老儒生，也不得不承認太子說得有理。
辯論持續到午後。泰安帝始終耐心傾聽，不時插話引導。最後，他總結道：“今日之辯，沒有輸贏，只有啟發。朕希望從今往後，我朝學風能有所轉變——不尚空談，而重實效；不廢經典，而求新解。諸君回去，可細細思量。”
散場時，許多學子還圍在一起討論。那位年輕學子激動地說：“今日才明白，原來學問可以這麼鮮活！”
老博士們也三三兩兩結伴而行，低聲交談。“陛下說得對，咱們以前是不是太拘泥了？”“是啊，想想孔夫子當年，也是周遊列國，力求用世……”
泰安帝離開太學時，夕陽已西下。馬車裡，他對太子說：“睿兒，你今日說得很好。記住，治國不僅需要德行，也需要才幹。德行是方向，才幹是能力。方向錯了，能力越大越危險；但若只有方向沒有能力，那也是紙上談兵。”
袁睿點頭：“兒臣謹記。只是……改革太學課程，增加實務科，恐怕阻力不小。”
“阻力肯定有。”泰安帝望向車窗外繁華的街市，“但這一步必須走。你想想，波斯灣航線開通後，會有更多異域學問傳入。若我們計程車子還只知道埋頭讀經，如何應對這變化的世界？”
他收回目光，眼中閃著堅定的光：“世祖皇帝筆記裡有句話：‘一個文明的活力，不在於它繼承了多少，而在於它創造多少。’咱們現在繼承的已經夠多了，該開始創造了。”
馬車駛過洛陽街道，兩旁商鋪林立，行人如織。更遠處，運河碼頭的燈火已經亮起，那裡有剛從江南運來的絲綢，也有準備運往波斯灣的瓷器。
在這個盛世裡，一場關於學問的辯論似乎微不足道。但泰安帝知道，思想的變化，往往比城池的修建、航路的開拓更為深遠。今日在太學種下的這顆種子，或許會在未來長成參天大樹，支撐起一個更加開放、務實、充滿活力的文明。
夜深了，太學辯論堂的燈火漸次熄滅。但那些被激發的思想，那些被點燃的熱情，卻像星火一樣，開始在無數年輕學子心中閃爍。而這一切，都將記錄在泰安十四年的秋天，成為這個時代又一個值得銘記的瞬間。
更遠處，格物院的燈光還亮著。那裡，學者們正在整理波斯灣船隊帶回的異域文獻；海軍衙門裡，工匠們在設計更大的海船；田壟間，老農在試用新式的犁具……
所有的這些，都是“經世致用”的生動註腳。而歷史，就在這知行合一的探索中，悄然翻開新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