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啼哭到蹣跚的歲月
1976年的中國，冬日的寒風裡裹著沉重的氣息——這一年，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三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離世，舉國同悲的氛圍，悄悄落在了每個尋常百姓的日子裡。也是在這一年，我在北方鄉村的一間土坯房裡，發出了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聲啼哭。
後來聽外婆講，我出生前一天晚上，母親就開始覺得不舒服。那時家裡窮，連去公社衛生院的錢和力氣都湊不寬裕，只能守著家裡的土炕等。天快亮的時候，母親的陣痛越來越密，父親和奶奶慌了神，裹緊棉襖就往村西頭跑，使勁叩響了素琴阿姨家的大門。
素琴阿姨家是村裡的“趙姓人家”，她的公公和丈夫都是村裡有名的老叔，丈夫還是村裡的趙書記，在鄰里間向來熱心。“砰砰砰”的敲門聲剛落，素琴阿姨就披著衣服開了門，父親喘著氣說：“嫂子，到時候了！”這話不用多解釋，身為鄉村衛生員的素琴阿姨立刻懂了，連忙說：“你們先回，我拿上藥箱就來！”等父親和奶奶剛到家沒一會兒，素琴阿姨就趕來了，奶奶後來總說，當時素琴阿姨的鞋都沒穿穩，褲腳還沾著夜裡的露水。
她進門就指揮奶奶燒熱水、點煤油燈，又讓找出家裡僅有的一把剪刀——那剪刀還是奶奶陪嫁時帶的，平時捨不得用。母親本就貧血，孕期還要下地乾重活，生我的時候遭了不少罪。直到東方泛起魚肚白，土屋裡終於傳出我的哭聲，素琴阿姨擦了擦汗，笑著對父親說：“是個壯小子，就是得好好養著。”
可“好好養著”，對那時的家來說太難了。或許是母親孕期營養不夠，又或許是出生時底子弱，我從小體質差得厲害，三歲前竟去了七次公社衛生院。每次去醫院，都像扒家裡一層皮——家裡的錢全靠秋收時賣糧食、賣棉花湊，平常連幾分錢的糖都捨不得買。
有一回我又犯了病，高燒不退，父親抱著我往衛生院跑，到了才知道要輸液，得先交醫藥費。他站在衛生院的走廊裡，搓著手來回走，最後咬咬牙，連夜回了村，敲開了生產隊隊長家的門。“隊長，您看我家這娃……又得輸液，家裡實在沒轍了。”老隊長沒等他說完，就朝會計喊：“他要多少，你先給他支上，年底從工分里扣！”會計也沒多問，父親小聲說“10塊”，會計從抽屜裡摸出一張皺巴巴的10塊錢，塞到了父親手裡。後來父親總說，那10塊錢是救了我的命，要是沒花完，他還會一分不少地還給隊裡。
在衛生院最難熬的日子，我總哭鬧著要找母親，父親急得滿頭汗。有天臨床的一位老爺爺，見父親蹲在床邊唉聲嘆氣，就把手裡的菸斗遞了過去：“兄弟，抽一口吧，緩緩勁，娃看著精神好多了。”父親本不常抽菸，卻還是接過了菸斗，對著煤油燈點燃，猛吸了一口。煙味嗆得他咳嗽，可他卻沒放下——後來他說，那時候心裡壓得慌，那口煙竟像給了他點撐下去的力氣。
別的孩子半歲多就會爬，一歲多就能扶著牆走，我卻直到三歲才慢慢學會蹣跚邁步。老家人都說我“有福氣”，能在爸媽和奶奶的懷裡多賴三年。可我知道，那“福氣”背後，是父親連夜跑隊裡借錢的背影，是素琴阿姨沒穿穩的鞋，是臨床爺爺遞來的那支菸鬥，是窮日子裡，所有人伸過來的暖手。
如今再想起1976年，想起那些裹著煤油燈味、菸草味的日子，總覺得格外踏實。我的童年，沒有精緻的玩具，沒有可口的零食，卻有父親為我奔波的腳步，有鄰里間不求回報的幫忙，還有那支在艱難歲月裡，悄悄暖了人心的老菸斗——它們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從啼哭到蹣跚的童年，也讓我知道，再苦的日子，只要有人惦記、有人幫扶，就總能熬出甜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