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的傍晚總帶著點化不開的溼意，初秋的風裹著長江水汽吹過來，掠過寫字樓玻璃幕牆的反光，落在楊愛國汗溼的後頸上，帶來一陣微涼。他剛從江城市中心的“恆基大廈”出來，手裡攥著的企業人力資源最佳化方案還帶著印表機的餘溫，紙頁邊緣被他反覆摩挲，已經有些髮捲。
這是他在江城打拼的第五年。2018年從洛陽金渡區的村子裡出來時，他是帶著一身“債”走的——當時跟著同村人做建材生意，沒成想對方捲款跑路，留下一堆爛攤子，他替人擔保的十萬塊貨款，最後全落到了自己頭上。為了躲債，也為了重新開始，他揹著舊行李箱，騎著這輛後來陪了他快十年的腳踏車，一路南下到了江城。車把上纏著的黑膠帶磨得發亮，車座左側還留著兒子三歲時貼的卡通貼紙，邊角早已捲成了小卷兒，卻一直沒捨得撕。
最初他在一家小人力公司做助理，幫企業整理員工檔案、核算社保，每個月工資除去房租和生活費，剩下的全用來還賬，日子過得緊巴巴。直到2020年江城疫情稍緩，口罩需求依舊旺盛，他瞅準機會，湊了幾萬塊錢，找朋友進了一批合規口罩，在工業區周邊的小賣部鋪貨。沒成想這生意竟悄悄做順了，半年下來，不僅還清了之前建材生意的尾款，還小賺了一筆——這是他離家後，第一次實實在在找回創業的信心，也讓他敢在後來辭職，專門做企業人力資源方案，幫周邊大小企業梳理用工體系、協調勞資關係。
“愛國，真不再多等兩天？”同事的電話又打了過來，語氣裡滿是挽留，“城東那家電子廠的薪酬方案還沒敲定，他們老闆指定要你對接。”楊愛國靠在路邊的梧桐樹下，望著遠處江面上緩緩移動的貨輪，船燈在暮色裡閃著微弱的光。他深吸了一口帶著潮氣的空氣，語氣裡帶著難掩的疲憊，卻依舊堅定：“不行，金渡區法院那邊的案子拖不得。電話裡跟原告談了三次，始終沒達成共識，我必須回去一趟——補材料、見法官，把誠意擺出來，不能躲。”
他說的案子，是樁讓他又委屈又無奈的“熟人債”。2019年他剛在江城站穩腳跟，同村的發小張強找過來，說家裡要蓋房，想借三萬塊錢應急。當時他手裡錢不多，可架不住張強一口一個“兄弟”，再加上愛人心軟，沒讓對方打借條，就把錢轉了過去。沒成想今年年初，張強突然翻臉，拿著愛人當年隨手寫的、沒註明年份和利息的“欠條”起訴，執意說當初借的是五萬，還說這幾年的利息要算進去，總共要還六萬。
開庭那天，楊愛國拿著銀行轉賬記錄據理力爭，說“當初明明轉的是三萬，欠條是我愛人沒經驗，沒寫清楚金額”，可法官看他拿不出完整的佐證，對他的話幾乎沒采信。最後判決結果下來，簡直匪夷所思——要求他還剩餘的四萬六千塊，連他之前悄悄還過的一萬四都沒算進去。法院執行局來過一次，當時他手裡剛湊夠一筆錢，本想留著應急，可想到“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還是先還了一部分。
更讓他難受的是2021年冬天，父親楊守業突發腦溢血。他連夜從江城趕回去，在醫院守了半個月，手裡攥著僅有的兩萬塊錢——那是他計劃用來還張強部分欠款的，也是他當時能湊出的全部積蓄。一邊是父親的治療費，一邊是法院的執行款，他猶豫了好幾天，最後還是咬著牙，把錢悄悄還了欠款——他總覺得“欠人的錢要及時還，不然心裡不踏實”，可也正因如此，父親後續的治療費用，他大多是跟親友借的。
父親走後，辦葬禮時，他手裡實在拿不出更多錢，只能簡單操辦。村裡的人開始議論，有人說他“冷漠無情，爹病重時不拿錢治病，倒先想著還外人的錢”，有人說他“在外面混好了，忘了本”，還有人添油加醋，說他“故意苛待父親，就是為了省錢自己花”。那些非議像針一樣紮在他心上，可他沒法解釋——總不能跟人說“我把錢還了債”，那樣只會引來更多“連爹都不如外人重要”的指責。
“該擔的責任，一點都不能推。”掛了電話，楊愛國在手機上訂了當晚七點去洛陽的高鐵票。指尖劃過螢幕上“金渡區”三個字時，他心裡五味雜陳——這次回去，不僅要處理張強的案子，還要面對那些依舊存在的非議，可他還是想回去看看父親墳前的草有沒有長高，也想看看那些年沒來得及見的熟人，或許，還能找到一個能聽他說句心裡話的人。
高鐵駛出江城時，窗外的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楊愛國靠在座椅上，看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眼眶有點發紅。他想起父親臨終前，拉著他的手說“做人要踏實，欠人的要還，受委屈了別憋著”，當時他沒敢告訴父親，自己還了欠款、沒多拿治療費的事，現在想來，心裡滿是愧疚。
凌晨一點，高鐵抵達洛陽龍門站。好友陳苗偉早就開著車在出站口等他，車燈在夜色裡晃了晃，像極了小時候父親在村口等他放學的模樣。“先去我家歇會兒？”陳苗偉接過他手裡的揹包，往車後備箱放，“你這一路折騰，眼睛都紅了。”楊愛國搖搖頭，拉開車門坐進去：“不了，明天一早還要去法院交材料，先去老房子那邊吧，我想回去看看。”
老房子在金渡區的“幸福巷”，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老家屬院，紅磚牆已經斑駁，樓道里的聲控燈壞了大半，走上去黑漆漆的。楊愛國掏出鑰匙開啟門，屋裡落了層薄灰，客廳牆上還掛著父親的遺像，相框擦得乾乾淨淨——那是他上次回來時擦的。他走過去，用袖口輕輕擦了擦相框邊緣，輕聲說：“爸，我回來了。這次回來，想把賬算清楚，也想讓您放心，我沒做虧心事。”
第二天一早，楊愛國六點就起了床。他在樓下的早餐攤買了兩根油條、一碗胡辣湯，邊吃邊往金渡區人民法院走。法院門口的玉蘭樹已經長得很高了，他記得小時候跟著父親來這邊辦事，還在樹下撿過玉蘭花瓣。執行局的辦公室裡，法官看著他補全的銀行流水和還款記錄，點了點頭：“你這態度很端正，把當時的情況再詳細說一遍，我再跟原告溝通一下，爭取達成和解。”
從法院出來時，已經是下午四點多。陽光斜斜地照在街道上，給老城區的紅磚牆鍍上了一層暖金色。陳苗偉開車來接他，把車停在幸福巷口：“晚上我安排了飯，叫上幾個老同學，咱們聚聚。”楊愛國笑著擺手：“下次吧，我想自己逛逛。”他從後備箱拎出那輛舊腳踏車，翻身上車，車鏈發出輕微的“咔嗒”聲，像是在跟他打招呼。
他騎著車，沿著熟悉的街道慢慢走。路過小時候就讀的“金渡小學”時，他停了下來。校門口的老槐樹還在，樹幹比當年粗了一圈，枝葉繁茂，遮住了大半個校門。他想起四年級時，數學老師彭百合總在這棵樹下等晚走的學生，手裡攥著作業本，一個個叮囑“回家記得把錯題改了”。那時候彭老師還是個三十多歲的女老師，梳著齊耳短髮，講課聲音洪亮，手裡的教鞭總在黑板上敲出“噠噠”的響，卻從不會真的落在學生身上。有一次他忘帶午飯，彭老師還在巷口的小賣部給他買了麵包，奶油的甜香，他到現在還記得。
正看得出神，身後突然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帶著點沙啞，卻依舊親切：“小夥子，你是……愛國？”楊愛國猛地回頭，看見路燈下站著個老太太——灰布襯衫，藏青色褲子，頭髮梳得整整齊齊，鬢角有些花白，臉上佈滿了細紋，卻依舊能看出當年的輪廓。尤其是那雙眼睛，明亮又溫和，跟他記憶裡彭老師的模樣，一模一樣。
“彭老師？真的是您！”楊愛國趕緊捏緊車閘，從腳踏車上下來，快步走過去。他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十幾年沒見，彭老師雖然老了，可身上那股認真又親切的勁兒，一點都沒變。
彭百合也認出了他，快步走過來，伸手拍了拍他的胳膊，力道還是當年那樣實在：“哎呀，真是愛國！你怎麼回金渡了？不是在江城做大事嗎？可算見著你了，得有十幾年了吧？”她拉著楊愛國的手，上下打量著他，眼神里滿是欣慰，“長壯實了，也成熟了，跟小時候那個總愛躲在後排的小屁孩不一樣了。”
楊愛國被她說得有點不好意思，撓了撓頭：“彭老師，我回來處理點事。您身體還好嗎？怎麼在這兒呢？”
“好著呢！我家就在前面那個家屬院，每天傍晚都來這兒遛遛彎。”彭百合指了指不遠處的巷子，又問，“你吃飯了沒？我看你從法院那邊過來，是不是還沒顧上吃？”
楊愛國故意逗她：“還真沒吃！從早上吃了碗胡辣湯，到現在肚子正餓得叫呢。”
“那還說啥！”彭百合一聽就急了，伸手攥住他的腳踏車把，就要往巷子方向拉，“跟我回家！我給你煮碗麵，臥倆雞蛋，再把中午剩的排骨熱一熱，保準讓你吃飽！”
“哎哎，彭老師，我開玩笑的！”楊愛國趕緊拉住車把，笑著擺手，“我中午在法院附近吃了碗燴麵，就是逗您玩呢。我這正要去親戚家接我兒子，他這幾天在我姑姑家待著，明天我還得回江城。”他想起早上匆忙，沒帶什麼禮物，從揹包裡翻出兩包口罩——還是之前做口罩生意剩下的，獨立包裝，乾淨整齊。“彭老師，我也沒買啥東西，這兩包口罩您拿著，平時出門用得上，防護好點。”
彭百合接過口罩，指尖輕輕摸了摸包裝袋，笑著拍了拍他的手：“你這孩子，還這麼細心。來就來唄，還帶東西，跟我客氣啥！”她頓了頓，眼角的細紋彎成溫柔的弧度，“明天早上你有事沒？我一個人在家，你要是有空，來家裡坐坐，咱娘倆好好聊聊。我還跟你說說高磊的事呢——他也是我教過的學生，當年數學跟你一樣，都是班裡的尖子生。”
“有空！”楊愛國立刻應下，生怕錯過了這個機會——他太久沒跟人好好說過心裡話了，或許在這位當年最信任的老師面前，他能把那些委屈和非議，悄悄說出口。
跟彭百合告別後，楊愛國騎著腳踏車往姑姑家趕。晚風裡帶著老城區特有的煙火氣，路過巷口的小賣部時，老闆娘正趴在櫃檯上算賬，跟小時候的模樣幾乎沒變。他抬頭看著夜空裡漸漸亮起來的星星，心裡突然泛起一陣久違的暖意——這次回金渡，或許比他想象中更有意義，不僅是為了處理債務，更是為了找回那些被非議和疲憊漸漸沖淡的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