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遠端接入。”他盯著介面，“IP溯源斷在市政資料中心，封閉節點，許可權等級四級以上。”
“他們知道我們在哪兒。”我說。
“不，他們不知道具體地址。”他搖頭，“但他們知道我們用了哪些裝置，連過什麼網路。這是預警。”
我們當夜搬離。新地方在城西老工業區，廢棄倉庫改造的公寓，水電不穩定，Wi-Fi靠外接天線。我用膠片相機拍下房間四角，確認無改動痕跡。
第三天上午，林昭來電。公用電話號碼，通話時間三十七秒。
“專案組成立了。”她說，“我進了外圍組。內部有動作，有人查我的調案許可權。”
“別硬頂。”我說。
“我知道。”她頓了頓，“媒體要發第二波。這次是完整證據鏈彙總，包括你們拍的所有影像。”
“讓他們發。”我說，“但現在起，所有溝通用紙質傳遞。地址按暗碼寫。”
電話掛了。
當天晚上，新聞播出特別報道。主持人站在演播廳中央，身後大屏滾動播放我們找到的檔案掃描件。專家解讀說，這種意識移植技術違背倫理基本原則；市民採訪中，一位老人握著話筒發抖：“我兒子那年送去療養，再沒回來……你們說的‘容器’，是不是就是他們？”
輿論徹底沸騰。
有人發起線上簽名，二十四小時突破百萬；有律師團宣佈免費代理受害者家屬訴訟；還有人在社交平臺建群，收集類似經歷線索。
我看著這些，坐在摺疊桌前，手指摩挲左耳銀環。第一枚，冰涼。第二枚，微鈍。第三枚，邊緣有點翹起。
陳硯在除錯一臺改裝過的訊號遮蔽器。電線裸露，焊點發黑。桌上擺著他從舊硬碟搶救出的資料殘片，幾塊碎成指甲蓋大小。
“還能讀嗎？”我問。
“部分能。”他頭也不抬，“訪問記錄顯示，有人反覆調閱‘704室租戶登記表’，最近一次是今天凌晨三點十八分，來源仍是市政系統內網。”
我起身走到窗邊。外面是空曠廠區，鐵皮屋頂被風吹得譁響。遠處高架橋上有車駛過，燈光劃破黑暗。
手機又震了一下。還是無主簡訊：“你母親一直在等你醒來。”
我關機，取出電池，放進密封袋。
第二天清晨，林昭來了新地址。她穿便衣，拎著早餐袋，像普通訪客。我們隔著桌子坐下。
“釋出會定在後天。”她說，“市局牽頭，聯合通報初步調查進展。我會在場。”
“他們會反擊。”陳硯說。
“我知道。”她點頭，“但我必須去。這是唯一能讓程式走得下去的方式。”
我看著她。她和我有同樣的眉骨，同樣的嘴角弧度。只是她的眼神更直，不怕撞上來的東西。
“你不怕？”我問。
“怕。”她說，“但我更怕什麼都不做。”
她走後，我和陳硯清點剩餘物資。兩臺相機，三卷未沖洗膠捲，五套身份卡，兩部離線手機。還有那個密封袋，裝著童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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