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一把槍。西班牙造的老式獵槍,單發裝填,木頭槍托,槍管上刻著我看不懂的外國字。打我太爺那輩起,這把槍就在老劉家了。太爺傳給爺爺,爺爺又傳給我爸。在東北這大山裡,有一把好獵槍就是半個家當。爺爺拿著它打野豬、打狍子,槍聲一響,整座山都能聽見迴音。村裡人都羨慕,說老劉家的槍長著眼睛,指哪打哪。
可這把槍到了爺爺手裡之後,才開始顯露出它不尋常的地方。太爺傳給爺爺的時候,拉著爺爺的手,壓低了聲音說過一句話:“這槍邪性,能拐彎。你瞄著正前方,子彈不定打到哪裡去。我用了半輩子,傷過兩個人,都是不該打中的。”爺爺當時年輕氣盛,沒當回事。太爺也沒細說,只是嘆了一口氣,把那杆槍往爺爺懷裡一塞,轉身進了屋,關上了門。
爺爺真正信了太爺的話,是在他二十六歲那年冬天。
那年雪下得特別大,山裡的雪沒過了膝蓋,踩下去“咯吱咯吱”響,拔出來得費老大的勁。爺爺一個人進山打熊,想弄張熊皮換錢,給家裡添置年貨。他在山裡轉了六七天,熊沒見著,卻在山坳裡一棵老松樹下看見一隻狐狸。那狐狸趴在雪地裡,渾身毛色黑紅黑紅的,黑底子,黃身子,嘴尖上一大團黑毛,在皚皚白雪中格外扎眼。爺爺知道規矩,老獵人都知道——這種狐狸不能打。它活了多少年沒人看得出來,沒準是正在修仙的仙家。可爺爺連著好幾天沒收穫,心裡急,看著那張皮子,腦子裡全是集市上數錢的聲音。他端起槍,眯起一隻眼,準星對準了那隻狐狸。
槍響了。聲音在山谷裡來回撞,震得樹梢上的積雪簌簌往下掉。狐狸翻了兩翻,蹬了蹬腿,斷氣了。爺爺走過去蹲下來,伸手去撿那隻狐狸,可他的手剛碰到狐狸的身體,就停住了——那隻狐狸的眼睛沒有閉上。兩隻眼睛直愣愣地瞪著天,眼珠子裡映著灰濛濛的天空和爺爺模糊的臉。那眼神不是死動物的眼神,是活的,是盯著他看的。爺爺後背一陣發涼,可他還是把皮剝了,拿到集市上賣了個好價錢。那年春節,家裡過得紅紅火火,爺爺買了糖果年貨,奶奶扯了新布做了花衣裳,村裡人都羨慕得不行。
初三那天晚上,老劉家聚了一大屋子人。炕上炕下坐滿了,男人們喝著燒刀子,臉漲得通紅,嗓門一個比一個大。女人們嗑著瓜子嘮著嗑,滿屋子菸酒氣混著菜香,鬧鬨鬨的。爺爺喝得臉紅脖子粗,正跟人吹牛說他怎麼一槍撂倒了一隻大狍子,忽然外屋“砰”的一聲巨響,震得窗框上的紙都抖了三抖。
那聲音所有人都熟悉——是槍響。
屋裡一下子靜了,像是有人掐住了每個人的喉嚨。酒杯停在半空,笑音效卡在嗓子裡。過了兩秒鐘,幾個離門近的人率先衝了出去。打頭的二叔一腳踢開外屋的門,就愣在了門檻上,臉上的血色一下子褪得乾乾淨淨。後頭的人擠上去一看,全傻了。鄰居家的一個小男孩,才八九歲,直挺挺地躺在血泊裡,腦袋炸開了花,紅的白的淌了一地,牆面上濺得都是。那把獵槍倒在他身邊,槍口還在冒著一縷細細的青煙,在冰冷的空氣裡打著旋。
那孩子是自己拿槍打的。可那槍掛在牆上,掛了好幾年了,從沒上過子彈。而且大夥兒從裡屋衝到外屋,前後不到兩秒鐘,什麼人都沒看見。孩子不可能自己爬上桌子、取下槍、再裝上子彈、再對準自己的腦袋——沒有這個時間,也沒有這個道理。可事情就發生了,在二十幾雙眼睛底下。
爺爺從那以後就沒摸過那把槍。他當天晚上就把槍從牆上取下來,擦淨了油,用舊棉襖裹了,鎖進了櫃子裡,鑰匙揣進貼身的衣兜。那孩子家裡沒有獵人,沒人懂得怎麼擺弄槍。可那孩子的母親後來在村口哭了好幾天,哭得嗓子都啞了,逢人就說:“我兒子不會碰槍的,他不會的。”
爺爺老了以後,有一次喝了酒,紅著眼眶對父親說:“那隻狐狸的眼睛,我這輩子忘不了。它看著我,像是在問我——你為什麼要開槍?”
那把槍在櫃子裡鎖了將近二十年。爺爺去世後,我爸把槍從老屋取出來,重新掛到了牆上。那時候我已經十來歲,記得那把槍的樣子——槍托上有一道深深的劃痕,像是被什麼東西使勁刮過,槍管發黑,掛在那兒像一根沉默的骨頭,落滿了灰。
我爸說,槍是傳家的物件,不能扔。說這話的時候,他的眼睛沒有看我,而是盯著那把槍,眉頭擰著,像在猶豫什麼。
沒過幾年,這把槍又出事了。
七九年夏天,東北開始熱了。蟬叫得人心煩意亂。那天下午我在家寫作業,我爸忽然臉紅脖子粗地從外頭跑進來,身後跟著表叔。表叔的褲腿上沾著泥,鞋面上全是土,像是趕了很遠的路。我迎上去喊“表叔”,我爸卻猛地衝我吼了一句:“滾屋去!不許出來!”那聲音又急又硬,像是要把人撕碎。我嚇得縮回了自己房間,把門關上,耳朵貼著門板偷聽。
斷斷續續聽見表叔說:“老宅……槍……孩子……那孩子不在了……”我聽得渾身發涼,手心全是汗。
當天晚上我爸就跟著表叔回了老村。我媽坐在炕沿上,一聲不吭,手裡攥著一條手絹,攥得指節發白。後來過了很久,我爸才告訴我那天的事。
老村那邊的老宅,爺爺走後一直空著,院牆塌了一角,門上的鎖也生了鏽。可村裡有個十來歲的男孩,不知怎麼就撬開了鎖,進了屋。他從牆上取下那把槍,拿在手裡比劃——這都是後來根據現場痕跡推斷的。屋裡本沒有子彈,可那槍膛裡不知什麼時候、不知被誰塞進了一發點二二口徑的子彈。子彈小,小得像個玩具,可它殺起人來一點都不含糊。男孩把槍管抵住了自己的下巴,扣動了扳機。子彈從下顎穿進去,從喉嚨旁邊穿出來,人當場就沒了。那把槍還握在他手裡,手指還搭在扳機上。
那孩子我認識。小時候回老村,他還跟我一起在河溝裡抓過泥鰍,瘦瘦小小的,笑起來缺了一顆門牙。
我爸說,他趕回老宅的時候,那孩子已經被抬走了,地上只剩下一大攤暗紅色的血,幹了以後發黑,滲進了地磚的縫裡,怎麼擦都擦不掉。他蹲在地上,手直抖,點菸點了三回才點著。警察來了,查看了現場,問了我爸半天話。最後認定是孩子自己撬門進屋、自己拿槍、自己扣的扳機。那年代農村法律意識薄,加上是孩子私闖民宅,人家沒追究我家的責任。可我媽過意不去,包了一筆錢送過去,那家人只收了一點點,把剩下的推了回來。那孩子的母親沒有哭,只是看著我媽媽,眼睛乾乾的,說了一句:“你家的槍,為什麼要掛在牆上?”
當天晚上我媽對我爸說:“這槍不能再留了。爺爺在世時它害死過別人家的孩子,現在爺爺不在了,它又來害人。下一次,沒準輪到咱們自己家。你還想看到咱家小光出事嗎?”
我爸沒吭聲。他坐在院子裡,抽了一整夜的煙。第二天早上起來,我看見他的眼睛是紅的。
過了二十來天,一個早晨,我爸忽然對我說:“收拾東西,跟我回老村。”我問他回去幹什麼,他沒回答,只是把斧子找了出來,磨得鋥亮。我跟著他坐上了回老家的長途車,顛簸了一上午,心裡知道要去做什麼,又不敢往深了想。
那天陽光很好,老宅裡靜得出奇,蜘蛛網掛滿了房梁,風從破了的窗戶灌進來,吹得牆上的舊年畫嘩啦嘩啦響。我爸把那把獵槍從牆上取下來,託在手裡,看了好一會兒。槍管上刻著的外國字還在,槍托上那道劃痕還在。他用手指摸了摸槍托上的木頭紋路,像在摸一個老熟人。然後他操起那把大斧子,掄圓了,狠狠地劈了下去。
一下。兩下。三下。
木頭碎裂的聲音在空蕩蕩的屋子裡來回撞,像是什麼東西在叫。斧刃劈進槍托,劈開槍管,木屑飛濺,鐵件崩落。他把能燒的木頭和皮件扔進灶膛裡,倒了半瓶白酒,火柴一劃,火苗子“轟”地躥起來,舔著黑乎乎的鍋底,火光照得滿屋通紅。燒不掉的鐵件,他用麻袋裝了,拎著走到村口的河邊。那河水很深,水流也急,夏天的時候能看到河底的石頭,可那天河水發黑,什麼都看不見。他掄圓了胳膊,把麻袋甩進了河裡。“撲通”一聲,水花濺起來,然後一圈一圈的波紋散開,麻袋沉了下去,再也沒有浮上來。
那年我十三歲。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那把槍。
後來我長大了,有時會想起那隻沒有閉眼的狐狸。想起它的眼睛,黃褐色的,瞳孔豎著,像一條裂縫。想起爺爺說那句話時的表情——眼窩深陷,臉上全是褶子,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木頭。想起那個腦袋炸開的孩子,想起那個從下顎穿進去的彈孔,想起那個母親乾澀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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