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的福州，林老闆是第一批富起來的人。他在廣東做服裝批發生意，那幾年的錢像江水一樣往他口袋裡湧，一天賺的頂別人一個月工資。他回福州開一輛黑色皇冠，車窗搖下來，胳膊搭在窗沿上，菸灰彈在柏油路上，馬路兩旁的人側過頭來看他。他喜歡那種目光。朋友都說他命好，有錢有勢，老婆又本分，在紡織廠上班，下了班就回家做飯，從來不問他那些繞來繞去的應酬。
他那年快四十了，老婆比他小兩歲，兩人結婚十多年，兒子剛上初中。小區對面那條巷子裡新搬進來一個年輕女人，皮膚白淨，說話的腔調不像福州本地人，普通話標準得聽不出毛病。林老闆是在巷口一家賣魚丸的小鋪子裡碰見她的，她坐在靠牆的塑膠凳上，面前擺著一碗沒怎麼動的魚丸，熱氣把她的臉蒸得微微泛紅。他主動搭了話，她抬頭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嘴角彎得很淺，像含著一根看不見的線。
林老闆後來在那條巷子裡租了間房，傢俱簡單，窗簾是淡青色的，風一吹就鼓起來又落下去。那女人叫阿秀，十八九歲，說話慢聲細氣，可有時候會冒出一句不像她這年紀該說的話，一句兩句之後又縮回去了，像水面下有什麼東西翻了個身，又沉了下去。林老闆沒往深了想，只覺得這姑娘長得甜，聲音軟，帶出去有面子。
頭三個月風平浪靜。第四個月，阿秀開始提離婚。起初是半開玩笑地說兩句，後來語氣一點點變了，像溫水慢慢燒開，底下的氣泡一顆一顆往上冒。有一回林老闆翻了個身背對著她，她在後面說了一句：“你不離也行，你兒子活不過這個月。”林老闆以為她發小孩子脾氣，笑了兩聲沒接話。那個月他照常出去應酬，到了月底，小舅子急衝衝跑來砸門，說家裡出事了。
林老闆趕回家的時候，兒子站在陽臺上。八樓的風把窗簾吹得鼓起來，又癟下去，兒子兩隻手搭在欄杆上，身體微微前傾，像是在看樓下什麼東西。老婆站在客廳裡側，臉白得像紙，手指攥著圍裙邊角，攥得指節發白。她壓低聲音說別刺激他，剛才已經站了快半個鐘頭了。
林老闆慢慢往陽臺方向走了一步，兒子的頭動了一下，幅度不大，像貓聽見了什麼動靜一樣。林老闆停下來。兒子嘴裡在哼一首歌，調子很怪，拖腔很長，像是戲文里老生唱的腔調，咬字又硬又沉，斷句的節奏和福州任何戲曲都不一樣。他盯著兒子的側臉看了幾秒，發現他的眼睛不對，瞳仁像兩條豎起來的線，眼白四周泛著一層薄薄的紅。那目光掃過來的時候，林老闆覺得像有什麼東西把他的後背從頭到尾劃了一道。
他從側面繞過去，想趁兒子不注意把他拽進來，剛邁了半步，兒子猛地回過頭來，聲音也變了，像是什麼人藉著他的嘴在往外倒話：“別過來了，沒用。你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說完他轉回頭，雙手鬆開欄杆，像被什麼從背後推了一把，整個人直直地翻了出去。林老闆衝到陽臺邊往下看，地面上一團深色的印子正在慢慢擴大，邊緣滲進水泥縫裡，像一張被壓扁的紙，還在往外滲著沒有寫完的最後一筆。
喪事辦完的第三天晚上，林老闆去巷子裡找阿秀。門虛掩著，他推門進去，她正坐在床邊疊衣服，那件淡青色窗簾還掛在視窗，風把它吹起來又落下去。他沒有說話，一腳踢在她肚子上。腳底板撞上去的觸感像踢在鑄鐵管上，整條腿麻了一瞬。阿秀紋絲不動，手裡的衣服疊好了才抬頭，臉上還是那個淺淺的笑。她說：“兒子沒了。你老婆也快了。”她的聲音平平的，像在說一件很小的事，像在說晚飯吃什麼。
三天後，林老闆的妻子在廚房喝了一整瓶農藥。她穿著上班那件灰藍色工裝，袖口捲了兩圈，人趴在地上，身子蜷著，手還搭在灶臺的邊沿上，手指頭微微蜷著，像是最後一口氣的時候還想夠什麼東西。農藥瓶滾在牆角，瓶口淌出一道褐色的溼印子，在地上拐了一個彎，停住了。林老闆趕到的時候她已經被白布蓋住了，他蹲在門口，額頭抵著膝蓋，後背頂著走廊的牆壁。牆壁是涼的，他覺得自己像是靠著一塊冰塊坐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蹲了多長時間，只知道站起來的時候膝蓋僵硬，走路的時候兩條腿像是不太確定該怎麼使力。
阿秀在那之後消失了。林老闆在福州找了她一個多月，沒找到人。他不知道她真名叫什麼，也不知道她是從哪裡來的，他只知道她不是人。後來他試著跳樓，選了一棟十幾層的大樓，趁著夜色爬上天台，坐在邊沿看了一會兒遠處的燈火。福州的夜是灰濛濛的，風把他襯衫下襬掀起來又拍回去。他正要站起來，一隻手從後面伸過來，抓住了他的後領，把他整個人拽回了天台地面。他摔了一跤，仰面朝天，看見阿秀的臉倒懸在他上方。她還是十八歲的樣子，皮膚白淨，頭髮垂下來落在他肩膀上。她笑了，那個笑和他第一次在魚丸鋪子裡看見她時一模一樣，嘴角彎得很淺，像含著一根看不見的線。
她說：“別死了。跟我走吧，我帶你去個地方。”她向他伸出手。他躺著沒動，她就一直伸著那隻手，懸在他面前，像在等他自己想明白。天台的風很大，遠處有車流聲，有人在天台下面喊了一嗓子，聲音被風吹散了。他的手動了動，像是想從地面上撐起自己，又像是要握住那隻手，最後只是把下巴擱在水泥地面上，閉上了眼睛。那隻手一直沒有收回去，他的手也沒有抬起來。風反覆吹著，把那隻手的影子從地面上移開又推回來。沒有人知道他在那裡躺了多久，也沒有人知道他最後有沒有站起來。那棟樓的天台後來鎖了，鎖頭上生了一層薄薄的鏽，像是有人擰過一次，沒擰緊，又鬆開了。鑰匙被壓在值班室的抽屜最下面，很久沒有人碰過。那以後林老闆再也沒有在福州出現過。只有一封他的信寄到了小舅子手裡，信裡寫了整個事情的經過，末尾只有一行字——我走了。財產留給你。我對不起你姐，也對不起孩子。以後好好過日子，別學我。信封的邊角被折過很多次，摺痕泛白，像有人反覆開啟過又疊起來。小舅子把那封信夾進了一本舊書裡，書頁之間壓著一道淺淺的印子，像是有什麼東西一直留在那裡，等著被翻開，又害怕被翻開。那本舊書後來放進了一隻鐵皮餅乾盒裡，盒蓋每次合上都會發出一聲輕響，咔嗒一下，像一片薄薄的鐵皮被風吹動又落回原處。沒有人記得那本書裡夾著什麼，也沒有人再開啟過它。只有一次搬家的時候，有人把鐵皮盒端了下來，擦去上面的灰，晃了晃，聽見裡面有東西在響，像一片很輕的紙頁正貼著盒壁滑動，滑到了邊角，停了下來，然後不再動了。他沒有開啟它，只是把它重新放回了櫃子頂層。盒蓋合上的時候，又是一聲輕輕的咔嗒。那聲音很快就被搬東西的腳步聲蓋了過去，像什麼被放回原處之後就不再需要被想起的聲音，像一段被講到一半就中斷了的對話，像一隻手懸在半空中很久，終於收了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