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年的手動了一下，抓住了她的手指。力道很小，但握得很緊。
英子看著他，看著這個小小的、脆弱的孩子。
她想起自己小時候。媽媽說她小時候身體不好，總是生病。有一次她發高燒，媽媽抱著她，在衛生所門口等了一夜。天亮時醫生來了，給她打了一針，她才退燒。
媽媽那時候也是一個人。沒錢，沒依靠，抱著她，像抱著全世界。
英子的眼睛突然模糊了。她低下頭，眼淚掉下來，一滴，兩滴，滴在手背上，溫熱的。
少女的眼淚有兩種：一種為愛情，晶瑩剔透；一種為家庭，渾濁沉重。英子此刻流的是第二種——裡面溶解了體諒、委屈、責任，和過早到來的懂得。
路上，紅梅和常瑩騎著腳踏車。
夜風有點涼，吹在臉上，吹乾了汗。
婚姻是兩個人合夥開的當鋪，她當掉了青春和乳房，他抵押了前程和脊樑。多年後，一個贖不回飽滿，一個贖不回挺拔，只能守著彼此折舊的殘軀，假裝還是傳家寶。
車輪碾過路面，沙沙的。這聲音單調卻踏實，像極了她這些年過的日子——重複，負重，看不到頭，但也倒不了。
常瑩騎在紅梅旁邊，開口：“今天醫生說，還要留院觀察。怕是什麼腦膜炎，心肌炎，肺炎。醫生就會嚇人。發個燒而已，至於這麼驚天動地嗎？”
紅梅沒說話。她看著前面的路，路燈把她的影子拉長，縮短，再拉長。
常瑩看了她一眼，粗聲粗氣地說：“瞧你那出息。你倒下了誰管孩子？我可不替你管一輩子！”
她頓了頓，聲音低了些：“我生了三個，孩子生病見的多了。我們常家的孩子哪個身體差？沒事。”
紅梅還是沒說話。
路兩邊的店鋪都關門了，捲簾門拉下來，反射著路燈的光。偶爾有行人走過，縮著脖子，走得很快。
快到小區門口時，紅梅的手機響了。
她停下車，掏出手機。是個陌生號碼。
她看著那串陌生號碼，看了三秒。拇指在接聽鍵上懸了一會兒，還是按了下去。
她把手機貼到耳邊。
“喂？”
——就是這一聲“喂”。
撐起了英子的清晨，接住了小年的病痛，回應了遠方的海浪，也堵回了自己喉嚨裡所有的酸澀。
日子千難萬難，可聽見這一聲，就知道，家還沒散，人還在。
生活從來不會在你準備好的時候才按下播放鍵。
它總在你最狼狽時，遞來下一個未知的劇本。
但或許，真正的希望，從來不是苦盡甘來的獎賞，而是明知下一幕可能更糟，你依然願意對電話那頭說一聲：
“喂，請講。”
續待完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