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蕾接手那間客棧，是在她人生最潦倒的時候。
前年離了婚，去年母親重病花光了所有積蓄，今年年初她在網上看到這間客棧轉讓的訊息，價格低得離譜。她在昆明做了六年會計，什麼山沒見過，可這個價格還是讓她心驚——連傢俱帶租約，只要八萬塊。她不放心，專門飛了一趟大理。客棧在洱海東岸一個叫玉幾島的地方，位置不算最好，但推開窗戶能看見蒼山十九峰，視野開闊得讓人想哭。
前老闆姓李，四十出頭，禿頂，瘦得顴骨都凸出來了。他的眼睛佈滿血絲，像好幾天沒合過眼。他在轉讓合同上簽字的時候，手一直在抖。汪蕾問他為什麼這麼低價轉讓，李老闆沒有回答，只是把一串鑰匙推到她面前，站起來，走了。
汪蕾後來才知道，那間客棧已經死過人了。不是病死，不是老死，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被人用枕頭捂死在二樓的客房裡。殺了她的不是別人，是她的親生父母，一對從昆明來的夫妻。他們用枕頭捂死女兒之後，投了洱海。丈夫溺亡，妻子被救了上來，投案自首。原因是欠下了鉅額債務，走投無路。
汪蕾把那份報道看了好幾遍。報道配了一張照片，是客棧二樓的走廊，光線昏暗，走廊盡頭是一個房間，門口貼著封條。她認得那間房——那是她給自己留的那間。她住在一樓前臺後面那間小隔間裡，二樓那間房一直空著，她不敢住，也租不出去。
她並不覺得害怕。她只是覺得那個小女孩可憐。
她把二樓的房門重新刷了一遍漆，換了一扇新的窗簾。她以為把牆皮重新粉刷一遍，那些看不見的東西就沒了，可她不知道有些東西是刷不掉的。
客人是在國慶黃金週前三天住進來的。是個年輕女人，姓季，叫季曉棠。身份證上的地址是昆明五華區。她訂了三天房，要了一間二樓東側的房間。
汪蕾在前臺給她辦入住。季曉棠放下身份證的時候，她多看了一眼——圓臉，大眼睛，眉心有一顆痣。那張臉很眼熟，像在哪裡見過，又想不起來。她把房卡遞過去，季曉棠接過房卡，朝她笑了笑，說了聲謝謝，轉身上了樓。汪蕾盯著她的背影看了一會兒，總覺得哪裡不對。她走路的樣子，太輕了。不是腳步輕，是整個人都很輕，像一片紙，隨時會被風吹走。
汪蕾把她的身份證號輸入系統，系統彈出了一個紅色的警告框。她把那張身份證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證件是真的，晶片是真的，照片也是她的。她把那個紅色的警告框關掉了，也許只是系統故障。
那天夜裡，起風了。大理的風季從十一月開始，這才十月初，風不該這麼大。汪蕾被風聲吵醒了，躺在小隔間的床上翻來覆去。凌晨兩點多，她忽然聽見了一陣聲音，從二樓傳來的，不是腳步聲，是一個小女孩在唱歌。不是跑調的唱，是那種很有節奏的、像母親哄孩子入睡時哼唱的搖籃曲。那聲音很輕，很遠，斷斷續續的。
她披了件外套走上二樓。走廊裡的聲控燈已經壞了，她摸著黑往前走。走到那間房門口，歌聲停了。她側耳聽了幾秒，又響起來了，從門縫裡透出來的，悶悶的，含混的，像隔著一層厚厚的棉花。她抬起手想敲門，手指在門板前停了很久，最後還是放了下去，轉身下了樓。
第二天一早，季曉棠來退房。
汪蕾問她怎麼不多住幾天，她說有事，要先走了。她把房卡放在前臺，轉身要走，忽然停了一下，又轉回來，從包裡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放在桌上。“這是我的一點心意，謝謝你照顧我。”她說完就走了。
汪蕾拿起信封拆開，裡面是一沓現金，少說有幾千塊，還有一張折了好幾折的信紙，紙已經發黃了，邊角一碰就碎。她小心翼翼地把信紙展開，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一行字，字跡很淡。
“姐姐，謝謝你替我死。”
那天早上，季曉棠的身份證被她落在了前臺。汪蕾追出去的時候，她已經不見了。她站在客棧門口，手裡攥著那張身份證，看著那條空蕩蕩的巷子。風從洱海上灌過來，吹得她的頭髮亂飛，她把身份證翻過來看，背面的有效期限到2025年，可她的臉變了。那張照片上的臉不是季曉棠，是另一個人的。那個人，和她長得一模一樣。
她不知道季曉棠是誰。她只是從那天起，開始做那個夢。夢裡她站在那間客棧的二樓走廊上，走廊很長，燈全是滅的，盡頭有一個房間，門口貼著一張發黃的封條。她走過去，撕開封條，推開門。
房間裡沒有燈，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只有月光從窗簾的縫隙裡漏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道細細的白線。白線的盡頭有一張床，床上躺著一個小女孩，七八歲，閉著眼睛，嘴唇發紫，臉上蒙著一層薄薄的灰白色霧氣。她在看那個小女孩，那個小女孩也在看她。她走過去想看清楚那張臉，忽然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整個人趴在了地上。
她低頭看自己的手，不是手，是枕頭。她在用枕頭捂那個小女孩的臉，她使勁按住，那個小女孩在被子裡掙扎，手伸出來，抓住她的手腕。她低頭看，那個小女孩的臉，是她自己的。是她七歲的時候。
她猛地睜開眼，渾身冷汗。
後來汪蕾去查了資料。她把那份案件報道翻了出來，報道配的那張照片裡，貼封條的那個房間，和她夢中的一模一樣。報道上說，那個小女孩姓什麼，她沒在意，只是記住了。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去查，只是覺得從那個姓季的客人住進那間客房的那一刻起，她就和這樁舊案連在一起了。不是她選擇了那間客棧，是那間客棧選擇她。
她把那種感覺稱作“堵”。不是堵車，不是堵心，是那種從骨頭裡往外滲的、怎麼都散不掉的、像有什麼東西在她身體裡緩慢蠕動的堵，那個東西在找出口，從她的血管裡、從她的毛孔中、從她每一次呼吸的縫隙裡擠出來，可它擠不出來，被她的骨頭擋住了，被她的皮膚包住了。
她不知道那是什麼，也許是小女孩的魂，也許是那對夫妻的債，也許是她自己。她只是從那以後再也無法直視二樓走廊盡頭的那扇門。她把那間房徹底鎖死了，用木板釘死了窗戶，用鐵鏈鎖死了門，在門口堆了一摞舊傢俱。她以為把門堵住了，那些東西就出不來了，可她不知道，那些東西不是從門裡出來的，是從她身體里長出來的。它們在她體內待了三十多年，等她把它們喚醒。她不要命地去翻那些塵封的舊報紙，去查那個小女孩的名字，去把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塞進那間黑暗的、瀰漫著福爾馬林氣味的夢裡。她不是在找死，是在找那扇門。那扇門不是客棧二樓那間客房的木門，是她自己心口上那扇鏽死了的門。
住在客棧的那些天，她每晚都會在凌晨驚醒。不是被聲音驚醒，是被一種窒息感驚醒。有什麼東西捂住了她的口鼻，像枕頭，不是硬的，是軟的，像棉花，又不像，更像那種在黑暗裡漚了很久的、潮溼的、帶著甜腥味的看不見的東西。那東西從她的鼻孔鑽進去，堵在氣管裡，讓她喘不過氣。她掙扎著坐起來，大口大口地吸氣。
胸腔裡的那個東西，在那一刻就安了家。她不知道那是什麼，也許是那個小女孩的怨，也許是那個小女孩捨不得離開這間客棧的念，也許是那個小女孩在等她替她把她父母欠下的債還完。
汪蕾在後來開始留意每一個來客棧住宿的客人。她發現那些客人的臉上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不是疲憊，不是憂愁，是那種在黑暗中待久了、被什麼東西壓著、怎麼也喘不過氣來的窒息感。和她在夢裡感受到的一模一樣。
她忍不住了，去找了一位白族的老太太。老太太住在玉幾島深處一間老屋裡，年逾古稀，滿臉皺紋，耳不聾眼不花。她在門口曬著太陽剝玉米，聽完汪蕾的講述，沉默了很久。她放下手裡那根玉米棒子，渾濁的眼珠緩緩轉過來，盯著她看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