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堂裡，常常可見江南口音的夫子，耐心地教導著帶著各種胡腔胡調的孩童誦讀“人之初，性本善”。
胡漢同窗，絃歌不輟。
新政之下，最引人注目的變化發生在基層的社學、義塾。
燕京郊外，新設的“歸化社學”。
清晨，鐘聲敲響，數十名年齡不一的孩童跑進學堂。
他們中有漢家子弟，也有剃著髡髮（契丹）、留著辮髮（女真）的胡童。
起初，孩子們因語言、習俗不同，常有摩擦。
但先生在課堂上用胡漢雙語講解《三字經》、《千字文》中的孝悌忠信故事，課後組織一起遊戲、習字。
漸漸地，隔閡在朗朗書聲和共同學習中消融。
一個叫耶律阿虎的契丹男孩，聰明好學，很快就能背誦不少詩句，還教漢人小夥伴契丹語的數字，成了學堂裡的“小先生”。
河套地區，軍屯附近的“忠勇義塾”。
退伍安家的老卒，每日送子女入學，叮囑道：“娃兒，好好唸書！官家開了恩科，念好了書，將來也能像嶽都督一樣，當大官，光宗耀祖！”
一些歸附的蒙古小部落首領，見宋廷如此重視教育，也試探著將子弟送來，希望能學習“南朝的智慧”。
州縣官學，規模更大，制度更完善。
學子們不僅學習經史，也兼修算術、律法、甚至簡單的農工常識（格物啟蒙）。
每月朔望，州縣官還會親臨學宮，宣講《聖諭廣訓》，表彰勤學孝行之士。
政策引導，成效初顯。
朝廷的優惠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
免除學費、供給紙筆，對貧困的胡漢家庭極具吸引力。
而“準其參加科舉”的承諾，更是為胡人子弟打開了一扇通往上層社會的希望之門，極大地促進了胡人上層對宋廷的認同。
至紹興二十年，北疆各州縣的官學體系已初步建立。
燕京國子監已有生員數百，宣仁書院匯聚了不少學者講學。
各州縣學、社學更是數以千計，入學胡漢童生超過萬人。
雖然師資、教材仍顯不足，教學水平參差不齊，但重教興學之風已在北疆形成。
街巷鄉間，誦讀之聲日漸增多；市井酒肆，談詩論文者亦不鮮見。
文化融合，潤物無聲。
教育的潛移默化之力，開始顯現：
語言互通：胡人子弟學習漢語漢文，漢人孩童也耳濡目染一些胡語，溝通障礙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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