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特別是活字印刷）也由宋傳入高麗，並得到發展（高麗在此基礎上發明了金屬活字），促進了書籍傳播。
佛教方面，高麗本身佛教盛行，與南宋的禪宗、天台宗交流密切，求法僧往來不絕。
交趾（李朝）、占城等國，雖地處嶺南以南，文化上受中原影響已久，但南宋時期，隨著海上貿易的繁盛和官方冊封關係的維持，漢文化的輻射力進一步增強。
交趾的宮廷制度、科舉取士、律法格式，多仿宋制。
漢字是官方文字，儒學是統治思想。占城則透過貿易，大量吸收宋瓷、絲綢、錢幣，其建築、雕塑中也可見宋風影響。
僧侶、商人將漢語、漢文帶到這些地區，成為上層社會交流、文書往來的重要工具。
這種“文化輸出”並非單向的灌輸，而是一種“高勢能文明向低勢能地區的自然流淌與選擇性吸收”。
南宋以其高度發達的經濟、璀璨的文化、精深的思想、先進的技術，構成了一個強大的“文化磁場”，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周邊民族與國家，基於自身的發展需求（如日本武士階層尋求精神支柱與統治理論，高麗王朝需要完善官僚制度，各地都需要先進的生產技術等），主動地、有選擇地學習、模仿、消化南宋文化，並將其與本土傳統結合，創造出新的文化形態。
臨安朝廷對此心知肚明，並樂見其成。
在趙構與重臣們看來，“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文化的吸引與認同，遠比武力的征服更為持久和根本。
“漢字”成為東亞的通用書面語，“儒學”成為共同的價值倫理基礎，“佛教”成為重要的精神紐帶，“宋式”的典章制度、文學藝術、科技工藝成為競相效仿的典範，這無形中構建了一個以南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
這個文化圈內，雖然政治實體各自獨立，甚至在邊境上兵戎相見（如宋與金、夏），但在文化層面上，卻有著高度的認同感和親近感。
這極大地增強了南宋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使其在外交、貿易、情報等多個領域佔據主動。
當高麗士子以能吟誦蘇東坡的詞為榮，當日本禪僧以得到大慧宗杲的印可為畢生追求，當交趾國王的詔書用典雅漢文書寫時，南宋的文化領導地位便已確立。
這無形的疆域，遠比有形的國土更為遼闊和穩固。
紫宸殿內，趙構翻閱著禮部呈上的《諸蕃朝貢及請書錄》，看到其中高麗求賜《大藏經》新刊本、日本求請高僧渡海傳法、交趾求派儒學博士的奏請，對身旁的參知政事趙鼎淡然道：“趙卿，你看，這便是‘王道’。
不戰而屈人之兵，不言而化民成俗。
我朝之典章文物，若能澤被四夷，使其漸染華風，仰慕禮義，則邊釁自息，遠人自附。
此乃長治久安之道，非金戈鐵馬所能及也。”
趙鼎躬身答道：“官家聖明。
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今我朝文教昌明，德化遠播，使海外知有中華禮樂，慕我衣冠文物，自生向化之心。
此誠‘文化’之偉力。
然，亦需‘武備’以為之盾，方可保此文華，不為夷狄所輕。”
趙構頷首：“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然。故朕既重水師以通海路，亦興文教以傳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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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儒名、僧高、籍典之當選並，准允酌，事之儒請、僧請、書請蕃諸對，監子國、部禮著
”。也策一之人遠懷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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