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安城的深秋，褪去了夏日的潮熱，多了幾分爽朗。
然這份爽朗，卻被北地日益迫近的烽煙與城內無處不在的備戰氣氛，染上了一層難以言喻的沉重。
朝堂之上，日日議論的皆是邊關急報、軍械錢糧、城防兵員，空氣緊繃得彷彿隨時能迸出火星。
然而，在這一片肅殺與焦慮之中，一連串來自海外的訊息，卻如同幾滴甘霖，雖不能解旱，卻也讓人精神為之一振，隱隱看到了一線希望與轉機——高麗、倭國，竟不約而同地派來了正式的使節團，意欲與南宋通好。
高麗使團先至。
其時，高麗國早已在蒙古鐵騎的淫威下屈服，被迫稱臣納貢，國王甚至需送子入質，國內親蒙與反蒙勢力鬥爭激烈，處境艱難。此番派出的使團，規模不大，但規格不低，正使乃高麗王族遠支、精通漢學的禮部侍郎王雍。
他們乘坐的海船在明州市舶司接受了極為嚴格、近乎苛刻的檢查後，方被允許泊岸。
皇城司的番子、水師的密探，乃至臨時從臨安趕來的樞密院官員，對使團上下進行了數輪盤問，確認其身份、來意無誤，並嚴令限制其隨行人員的活動範圍後，才由明州府派兵護送，沿運河前往臨安。
倭國使團的到來，則更令人意外。
自唐朝以來，日本與中原王朝的官方往來便時斷時續，民間貿易雖盛，但官方遣使已稀。
此番前來的，並非以往常見的“遣宋使”那種大型文化使團，而是一支由幕府執權北條泰時派遣、以博多豪商宗像氏為副使的小型商貿兼探詢使團。
其船隊在明州外海便遭遇了南宋水師巡邏船隊的嚴密盤查，幾經交涉，出示了太宰府的文書印信，並承諾嚴格遵守宋國海防律令後，方得入港。
其審查之嚴，更甚於高麗使團。
兩批使節，前後腳抵達臨安，被分別安置於專供蕃使居住的“懷遠驛”與“同文館”，皆有重兵把守，名為護衛，實為監視。
朝野上下，對此議論紛紛。
有言此乃蠻夷見蒙古勢大，宋廷危殆，故來窺探虛實，甚或為蒙古作前驅者；有言此乃海外諸國感念大宋往日恩德，見中原有難，特來聲援者；更多人則將其視為一窺外部世界對這場即將到來的宋蒙大戰態度的風向標，以及可能爭取的外交助力。
皇帝趙構對此事極為重視。
在初步確認使團無立即威脅後，他決定在垂拱殿偏殿分別接見兩國使臣。
接見高麗使臣王雍在先。
王雍年約四旬，面容清癯，身著高麗官服，舉止恭謹有禮，漢話流利。
行禮如儀後，他呈上高麗國王的親筆國書。
國書用詞極為恭順，先追憶了宋麗之間悠久的友好關係，盛讚大宋文明昌盛，繼而筆鋒一轉，以極其沉痛和隱晦的筆觸，描述了蒙古的強橫暴虐，以及高麗“屈身事虜”的無奈與悲苦。
文中雖未明言，但字裡行間流露出對蒙古的恐懼與怨恨，以及對南宋的同情與期待。
最後，國王表示“雖滄海阻隔，然心向王化”，願“永為藩輔，互通有無”，並進獻了高麗參、貂皮、細苧布、狼毫筆等方物，請求恢復因戰亂而中斷已久的官方朝貢與貿易。
趙構聽內侍誦讀國書，面色沉靜，心中卻如明鏡一般。
高麗此來，絕非簡單的“慕義來朝”。
其國正飽受蒙古壓榨欺凌，國王與世子皆在蒙古掌握之中，國內反抗勢力時有活動，處境危如累卵。
此次遣使，一為試探南宋對抗蒙古的決心與實力，看看這南朝是否還有能力、有意志成為牽制蒙古的一支力量，哪怕只是精神上的寄託；二為尋求一條可能的退路或外援，哪怕是獲取一些軍事物資或經濟上的支援；三也為向蒙古展示其並非鐵板一塊，仍有外交回旋餘地，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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