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願恪守臣節，屏藩中國者，朕必待之以誠，庇之以德。
朝貢貿易之事，可著有司議定章程。
然如今海道不靖，需得謹慎。”
趙構的回答，既表達了同情與接納之意，強調了宋朝抗蒙的決心，也劃清了界限——承認高麗“藩輔”地位，但並未做出任何具體的安全承諾，對朝貢貿易也設定了“海道不靖”的前提，留有充分餘地。
他賞賜了使團錦緞、瓷器、茶葉等物，並允其隨行商人在市舶司監管下進行有限貿易。
接見倭國副使宗像氏時，氣氛又自不同。
宗像氏乃商人出身，雖也恭敬，但少了幾分王雍的文雅拘謹，多了幾分商人的直率與精明。
他帶來的“國書”實為日本幕府執權北條泰時的書信，語氣不卑不亢。
信中首先對日本商船以往在宋國貿易中所得優待表示感謝，繼而提及近來聽聞北方戰事，海道不寧，日本商船亦受影響，希望宋國能加強海防，保障商路安全。
信中委婉詢問宋國對當前局勢的看法與應對，並表達了希望繼續並擴大雙方貿易的意願。
同樣，他們也帶來了硫磺、砂金、太刀、摺扇、漆器等貢禮。
趙構與重臣們明白，日本此行，政治意味遠低於高麗，更多是出於實際利益考量。
蒙古兩次徵日雖被“神風”所阻，但給日本帶來了巨大震撼與危機感，使其對大陸局勢極為關注。
南宋的存亡，直接影響東海貿易圈的安全與日本的經濟利益。
幕府一方面希望南宋能頂住蒙古，成為其與蒙古之間的緩衝；另一方面，也擔心南宋潰敗後，蒙古水師可能再度威脅日本。
故遣使前來，既是打探虛實，評估南宋的抗戰能力與持久力，也是為未來的貿易乃至潛在的安全合作投石問路。
至於擴大貿易，更是實打實的利益訴求。
“扶桑國主關心海道，朕已知之。”
趙構的回應更為務實，“我朝已設沿海制置使，專司海防，戰船雲集，水師整訓，必保商旅平安。
貴國商船，只要遵我法度，自然暢通無阻。
至於兩國通好，貨物往來，乃互利之事，可著市舶司詳議。
硫磺等物，于軍械製造有益，可優先交易。”
趙構的回應，直接點明瞭南宋加強海防的決心與能力，給日本吃了定心丸，也明確表達了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擴大貿易，特別是軍用物資貿易的意願。
這既是經濟利益交換，也隱含著某種程度的戰略協作可能。
高麗、倭國遣使通好，雖動機各異，訴求不同，且其自身實力與能提供的直接幫助有限，但在蒙古大軍壓境、國際環境空前孤立之際，其象徵意義與潛在影響不容小覷。
這至少說明，在東亞乃至更廣闊的範圍內，並非所有勢力都樂見蒙古一家獨大。
南宋的抗蒙鬥爭，在道義上並非孤立，在戰略上也可能存在微弱的潛在盟友或同情者。訊息傳開，臨安朝野稍感寬慰，主戰派士氣為之一振，認為此乃“天命未絕，遠人歸附”之兆。
而對趙構和張俊等人而言，這更堅定了他們強化海防、保持海上通道、爭取一切可能的外交與經濟支援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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