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瑋深知，這些力量是寶貴的牽制力量，但不可過度依賴，更不能讓其綁架朝廷的決策。
最讓趙瑋和整個南宋朝廷感到意外，也最為審慎對待的，是來自遙遠西域的使團。
首先是高昌回鶻（西州回鶻）的使者。
高昌位於吐魯番盆地，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綠洲國家，此時已臣服蒙古，但並非鐵板一塊。
使者帶來了畏兀兒亦都護的問候和禮物（主要是玉石、駿馬），言語恭敬，但閃爍其詞。
他們主要目的是觀察：觀察南宋的真實實力，觀察宋蒙戰爭的走向，特別是宋軍在西線的進展。
趙瑋以高規格接待，展示了南宋的富庶和軍容，並巧妙地向使者透露了宋軍在隴右的穩固和吳玠經營河西的意圖，暗示南宋有意重新打通絲路，恢復與西域的貿易。
使者既震撼於臨安的繁華，也對宋軍的實力有了新認識，表示將“如實稟報我主”。
緊接著，甚至傳來了花剌子模舊地（此時已被蒙古征服，但仍有殘餘勢力或地方總督在動盪中）有商人兼使者前來的訊息！
雖然其身份和目的更加模糊（可能是商人冒充，也可能是地方勢力試探），但這無疑是一個強烈的訊號：南宋的勝利，已經引起了中亞地區的注意！
趙構對此極為重視，指示趙瑋，可以非正式地接見，給予禮遇，重點詢問西域、中亞乃至更西地區的現狀，特別是蒙古的統治情況、各地反抗力量、以及通商的可能性。這不僅僅是外交，更是珍貴的情報收集。
除此之外，日本國（鎌倉幕府）、占城、真臘等傳統朝貢國，也紛紛遞來國書或派使祝賀，言辭比以往更加恭順。
南宋國際地位的提升，顯而易見。
處理這些紛繁複雜的外交事務，極大地鍛鍊了趙瑋的政治智慧和應變能力。
他需要平衡懷柔與威懾，需要分辨真誠與欺詐，需要在彰顯大國氣度的同時維護實際利益，更需要從這些使節的言談舉止、進獻禮物、甚至隨從人員的表現中，捕捉蛛絲馬跡，判斷各方真實意圖和力量對比。
趙構時常在幕後指點，教導他：“外交之道，在於勢與利。
勢強者，言不必厲而人自畏；利同者，謀不必深而事自成。
今我新勝，勢在我，故四夷來朝。
然蒙古勢大未衰，我不可驕狂。
對大理、吐蕃，以撫為主，羈縻為上；對北方義軍，以用為策，不可倚重；對西域諸國，以探為要，廣佈耳目。
一切外交，皆服務於固本強兵之大計。
隴右、荊襄、江淮，才是根本。
外交往來，不過錦上添花，或牽制掣肘之手段耳。”
趙瑋深以為然。
在接見使節的間隙，他更頻繁地往來於樞密院與將作監、軍器監之間。
因為除了糧餉和外交，還有一項關乎未來戰事走向、甚至可能改變戰爭形態的重任，需要他親自督促——那便是根據父親提供的“天書”中的奇思妙想，正在緊鑼密鼓研製和試驗的新式火器。
而其中最為關鍵的，便是被父親稱為“未來制勝關鍵之一”的燧發槍。
在見識了傳統冷兵器戰爭的殘酷與拉鋸後，趙瑋對那種能“於百步外洞穿重甲”的神秘火器，充滿了期待。
。步一哪了到展進底到，製研的行進下導指接直親父在，匠工靠可最由，下態狀保度高在些那，看看眼親去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