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瑋主導的吏治整頓，以雷霆手段懲治貪墨，震懾庸惰，自然在朝野掀起巨大波瀾。
有人拍手稱快，視其為肅清積弊、中興有望的明君苗子；也有人心懷怨望，暗地裡攻訐其“操切”、“少恩”、“動搖國本”。
然而，隨著整頓的深入和一系列具體案例的處理，越來越多的人，包括許多最初持觀望甚至反對態度的官員，開始逐漸改變看法。
他們發現，這位年輕的太子，在嚴厲的表面下，並非一味酷烈，反而時常流露出仁厚之心，處理事務也力求公允持正，並非跟風搞擴大化，亦非憑個人好惡行事。
這種“仁厚”與“公允”，首先體現在他對不同性質罪行的區分對待上。
對於貪墨軍餉、撫卹，倒賣倉糧，盤剝百姓等直接損害國本、傷害軍民利益的罪行，他手段酷烈，絕不姑息，動輒處斬、抄家。
因為他深知，此等蠹蟲，吸食的是前線將士的血汗，啃噬的是朝廷的根基，寬恕一人，便是辜負千萬人。
在此類案件中，他展現的是鐵腕無情。
但對於那些因能力不足、疏忽懈怠，或因制度缺陷、上官壓力而犯下過錯，且未造成重大損失，亦無中飽私囊的官員，他的處理則要寬和得多。
例如，某地知縣，因急於完成墾荒指標，在分配荒地時與當地豪強稍有爭執，被豪強誣告“欺凌鄉紳”。
趙瑋派人查明，該知縣雖方法稍顯急躁，但本意為公，且墾荒確有成效，便只是下旨申飭，令其改過，並未罷黜。
又如，一位負責押運軍械的官員，因天氣惡劣、道路難行，延誤了數日，但軍械並無損失。
兵部欲嚴懲，趙瑋在瞭解實際情況後，認為“天時不測，非盡人力”，予以輕罰了事。
這種區別對待，讓許多並非大奸大惡，只是偶有失誤或能力平平的官員鬆了口氣，覺得太子明辨是非，不濫施刑罰。
其次，體現在他對涉案人員家屬的處理上。
依照當時律法，重犯之家，往往牽連甚廣，男子或斬或流，女子沒入官婢，家產充公。
趙瑋在處置幾個大貪官時，雖然堅持主犯嚴懲、家產抄沒，但對於不知情、未參與犯罪的家屬，特別是老弱婦孺，則網開一面。
他奏請趙構，特許這些家屬保留部分生活所需資產，或允許其投靠親友，避免使其流離失所，凍餓而死。
對於被沒入官婢的女眷，他也要求有司酌情從寬，允許其贖身或由親屬領回，除非罪大惡極、情節特別嚴重。
“罪止其身，禍不及孥。貪官伏法，家產充公，已足抵罪。其妻小若無參與，何必趕盡殺絕？徒增孤兒寡母，於國無益，有傷仁和。”趙瑋在東宮議事時如此說道。
這番話傳出，令許多朝臣暗暗點頭，覺得太子心存仁念，非刻薄寡恩之主。
再次，體現在他重視證據，允許申辯，不搞刑訊逼供。
趙瑋深知，整肅吏治，最忌捕風捉影，羅織罪名。
他嚴令皇城司、御史臺等辦案機構，必須重證據，輕口供。
查辦案件，要有確鑿的賬目、物證、人證，不能僅憑風聞奏事或嚴刑拷打得出的供詞定罪。
對於被彈劾的官員，給予其上書自辯的機會，並派人核查。
有數起案件，正是因為允許申辯和重新核查，才發現是誣告或誤會，避免了冤案。
這雖然增加了辦案難度和成本，卻最大程度保證了公正，也讓被查辦的官員心服口服，減少了對“清洗”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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