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四十七年春，鎌倉幕府以“日本國”名義，正式派遣了一支規模龐大的遣宋使團。
使團的正使是幕府信任的重臣，副使包括熟悉宋事的學者、僧人，以及博多豪商的代表。使團攜帶了精心準備的“貢品”和國書。
國書的措辭，經過精心雕琢，雖然依舊保留了部分日本式的自尊，但整體語氣極為恭順，明確承認南宋皇帝為“皇帝陛下”，自稱“日本國王臣某”，對之前倭寇為患表示“下國管束不嚴，致有奸民為禍上國海疆，惶恐無地”，請求“皇帝陛下恕罪”，並承諾“永絕此弊”。
國書中正式請求“重修舊好，再續貢聘之禮”，並希望得到南宋皇帝的冊封和貿易許可。
貢品的豐厚程度，遠超以往，顯示了十足的誠意：包括大量的金、銀、砂金、珍珠、瑪瑙；精美的倭刀、鎧甲、扇子、屏風等工藝品；珍貴的木材、硫磺；以及俳優（藝人）、工匠等。
其中，硫磺的大量進貢，尤其受到南宋的重視。
使團乘船抵達明州，受到了南宋方面高規格的接待。
雖然不及鼎盛時期大唐對遣唐使的禮遇，但也足夠隆重。
使團被護送至臨安。
在臨安，太上皇趙構和太子趙瑋給予了使團正式接見。
朝廷內部對於是否接受倭國“稱臣”曾有爭議，但趙構父子力排眾議，認為此舉政治意義重大，且能帶來實實在在的貿易和安全利益。
最終，南宋朝廷正式接受了倭國的“稱臣”請求。
朝廷下詔：
1. 冊封：冊封當時的幕府執權為“日本國王”，賜予金印、冠服、車旗等象徵物。實際上，這默認了幕府作為日本實際統治者的地位，給了其國內統治極大的合法性加持。
2. 承認關係：正式承認日本為“藩屬之國”，規定其需奉南宋正朔，使用南宋年號紀年，國王更替需報請南宋皇帝認可。
3. 貿易特許：開放明州、泉州等港口，給予日本商船貿易特許，並規定了相對優惠的關稅和管理條例。同時，南宋也派出官方貿易船隻赴日。
4. 要求與承諾：要求日本切實履行肅清海盜、管束海疆的承諾，並定期遣使朝貢。南宋則承諾保護合法日商在華利益，並在“必要時”提供某種程度的安全關照。
倭國使臣恭敬地接受了冊封和詔書，在臨安停留數月，進行了廣泛的貿易和文化交流，購買了大量的宋錢、絲綢、瓷器、書籍等，滿載而歸。
訊息傳開，朝野震動，四海矚目。
高麗重新稱臣已令周邊震動，如今連素來桀驁、從未正式稱臣的倭國，也低頭遣使，奉表納貢！
這極大地提振了南宋的國際聲望和內部信心。
人們紛紛議論，認為這是“聖天子在上，四海賓服”的盛世徵兆，是太子監國、皇帝趙構運籌帷幄的英明結果。
雖然理智的朝臣知道這其中武力的威懾和利益的交換是關鍵，但結果本身無疑令人振奮。
對趙構父子而言，倭國稱臣納貢的意義遠超事件本身：
戰略上：基本解決了東海方向的倭寇隱患，確保了東南沿海和高麗航線的安全。獲得了一個的藩屬，擴大了戰略影響圈。
經濟上：獲得了穩定的硫磺等重要物資來源，擴大了海外貿易，增加了財政收入。
政治上：這是對蒙古外交和宣傳戰的一次重大勝利。證明了南宋依然是東亞文明的中心和領導者，有能力吸引和威懾周邊政權。
然而，趙構的目光並未侷限於東海。在成功“安撫”了高麗和倭國之後，他心中那幅以海洋為紐帶，構建一個以南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的藍圖，變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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