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與絲織品： 仍然是王牌商品。來自江南、西川的綾、羅、綢、緞、紗，以及新興的西域本地棉紡織業出產的優質棉布，是貿易的絕對主力。
瓷器： 定窯白瓷、汝窯青瓷、耀州窯刻花瓷、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宋瓷以其無與倫比的品質和美感，風靡整個商路沿線，遠至羅斯、波蘭、匈牙利的貴族，都以擁有宋瓷為榮。為適應長途運輸，還發展出更厚實、裝飾風格融合中西的“貿易瓷”。
茶葉： 來自福建、江西、西川的團茶、散茶，經過蒸青、壓制成便於運輸的茶磚、茶餅，不僅成為西域、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也以其獨特的東方風味和提神功效，開始滲入波斯、阿拉伯乃至羅斯、拜占庭的上層社會。
漆器、金屬器皿、文具、書籍、印刷品：展現著宋國精湛的手工藝和高度發達的文化。特別是書籍和佛經雕版印刷品，雖然數量有限，但作為文化載體，影響深遠。
新興商品： 隨著西域農業開發，高品質的葡萄酒、葡萄乾、棉花也成為重要的西運商品，甚至返銷回近東、東歐。
西來東運（輸入華夏）：
貴金屬與貨幣： 來自歐洲的黃金，以及拜占庭的金幣、阿拉伯的第納爾，大量流入，部分用於購買東方商品，部分首接作為貴金屬儲備，緩解了宋的貨幣需求。
馬匹與牲畜： 來自中亞、欽察草原的良馬、駱駝、牛羊，是重要的進口物資。
毛皮與皮革： 羅斯、西伯利亞的貂皮、銀鼠皮、海狸皮等珍貴毛皮，在中原市場價值連城。
奢侈品與原料： 波羅的海的琥珀、中東的玻璃器、印度的香料、寶石、珍珠、犀角、象牙，以及用於煉丹和醫藥的礦物、香藥。
奴隸： 儘管宋律禁止蓄奴，但來自欽察草原、高加索地區的戰俘或被販賣的人口，仍作為特殊“商品”在沿線市場出現，部分被西域的漢人豪強或本地貴族購買。
貿易的組織與管理也高度制度化。 兩大都護府在主要商路節點設立“市舶分司”或“榷場”，徵收商稅，管理市場秩序，提供標準度量衡，調解商業糾紛，並有駐軍保護商隊安全。
官方的“綱運”也參與其中，將朝廷所需物資與民間貿易結合。商隊多組成大型“商幫”，僱傭武裝護衛，沿著固定路線、在固定驛站補給休整，安全係數大大提高。
宋錢在商路東段廣泛流通，在西亞、東歐則以金銀結算為主，但也出現了以宋錢為價值尺度的現象。
貿易的繁榮帶來了全方位的影響：
經濟上： 鉅額的商業利潤滋養了沿途所有城市，撒馬爾罕、布哈拉、玉龍傑赤、“鎮海”、卡法、特拉布宗等城市急劇膨脹，店鋪鱗次櫛比，貨棧堆積如山，人口匯聚，手工業、服務業隨之興旺。
宋國獲得了穩定的戰馬、奢侈品和貴金屬來源，西域駐軍的後勤壓力因商業稅和本地產出而減輕，中原的絲綢、瓷器等行業因需求旺盛而持續發展。
文化上： 人員往來空前頻繁。中原的儒生、僧侶、道士、工匠西行，西域、波斯乃至歐洲的商人、傳教士、藝人、學者東來。
語言、宗教、藝術、科技在絲路上交融。撒馬爾罕的集市上可以聽到漢語、波斯語、阿拉伯語、突厥語、俄語、義大利語交織；汴京的街頭可能見到高鼻深目的羅斯或拜占庭商人；國子監的“寰宇地理”課內容因商旅見聞而不斷豐富。
政治上： 貿易線成為帝國影響力延伸的血管。宋的貨幣、度量衡、隨著商路傳播。沿途政權，無論大小，其穩定與繁榮皆與這條商路息息相關，因此大多願意與宋保持良好關係，接受都護府的調解或保護，甚至默許宋的文化與政治影響滲透。
商路的安全本身，也成為宋軍保持在中亞存在的正當理由。
這條從杭州/汴京到“鎮海”，橫跨上萬裡的貿易大動脈，如同一根強勁的紐帶，將東方的宋帝國、中亞的綠洲城邦與草原汗國、西亞的伊斯蘭世界、乃至歐洲的拜占庭、羅斯、義大利城邦，緊密地聯絡在了一起。
華夏的貨物，不再僅僅是透過中間商層層轉手、價格翻倍地出現在地中海市場，而是由宋人主導或深度參與的商隊，首接、大量地運抵黑海港口，首面歐洲的消費者。財富、資訊、技術、觀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沿著這條線路雙向流動。
“舟車之利，通於西海；貨殖之盛，亙古未有。”
汴京的朝會上，戶部尚書如此總結。這不僅僅是商業的成就，更是帝國經略西域、控制關鍵通道、保障長久和平與秩序的首接成果。
歐亞大陸的貿易重心，在沉寂數個世紀後，再次向陸上絲路傾斜。
大宋，不僅是這條復興絲路的東方起點，更是其最重要的主導者、維護者和受益者。
黑海的波濤，映照的不再只是君士坦丁堡或熱那亞的帆影，也承載著來自遙遠東方的瓷器的光澤、絲綢的柔滑與茶磚的醇香，宣告著一個由華夏深度參與的、真正意義上的歐亞一體化貿易時代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