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萬不可行！”
一名御史中丞出列，聲色俱厲，“聖祖定鼎汴梁，六十載基業，繁華冠於天下。今無故遷都北地，勞民傷財，且棄聖祖根本，恐非社稷之福！況北地苦寒，非帝王久居之所！”
北方籍將領、樞密副使郭倪則反駁道：“御史大人此言差矣！汴京四戰之地，無險可守，聖祖朝之所以無虞，賴大軍征伐四方，震懾遠人耳！今北疆雖定，然隱患猶存，幽雲乃中原屏障，定都近邊，方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且北京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山巒，形勝甲於天下，豈汴京可比？”
葉適也從經濟角度分析：“陛下，遷都確耗資巨大，然非一蹴而就。可分階段實施，先設行在，逐步遷移。且新都建設，本身可刺激北方經濟，帶動工礦業、商業發展。聖祖基金會願出資一部分，用於基礎建設。至於漕運，可疏浚運河，並大力發展海路運輸，從東海直抵津沽或就近港口，未必不如舊制。”
爭論不休。
趙瑋端坐不動，直到朝會尾聲，才緩緩開口，聲音不高，卻壓住了所有嘈雜：
“卿等之爭，皆為國計，朕已知悉。然，定都乃社稷大事，非一人一時之見可決。今日，朕不議決，唯布一策。”
他環視全場：“其一，著翰林院、將作監、工部，遴選精幹之士，組成‘兩京規畫使司’，由王應麟總領其事，葉適、郭倪副之，即刻赴北方，於幽燕之地詳細勘察地形，比較汴京、洛陽、長安及候選新址之利弊，測繪地圖，估算建設、遷移、漕運之費，並徵集當地軍民、耆老意見。限半年，呈送詳盡報告。”
“其二，為示慎重，並體恤聖祖肇基之艱，朕已與太子商議，決定：汴京（東京）永為南都，宮闕官署一應保留，設‘南都留守司’，位同副丞相，總攝南方事務。
朕每年春秋兩季，將輪流駐蹕南都、北京（新京），以慰南北臣民之心。
長安、洛陽，定為西京、中京，陪都之制，一如奏疏所請。”
這個折衷方案，暫時平息了爭論。
它沒有完全否定汴京的地位，保留了南都，並承諾皇帝輪流駐蹕，照顧了南方官員和懷念“聖祖”舊都的情緒。
同時，確立了北京作為“常駐京師”的趨勢，並透過“規畫使司”的實地勘察，為最終決策提供依據，也給了各方觀察和適應的時間。
“其三，”趙瑋話鋒一轉，目光銳利，“聖祖遺詔：‘明華夷之辨，行羈縻之策’。新都之設，亦為更有效地經略北疆，控馭四海。此乃‘紹統’之要務，非為逸樂。凡有阻撓勘察、妄議朝政、動搖軍心者，依律嚴懲不貸！”
最後一句，帶著不容置疑的帝王威嚴。
朝會結束，史彌遠追上趙瑋，低聲道：“陛下，此策雖暫安眾心，然遷都畢竟動搖國本，老臣以為，仍需從長計議，不可操切。”
趙瑋停下腳步，看著這位三朝老臣，平靜道：“史相，朕非為遷都而遷都。聖祖留給朕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帝國。舊的都城格局、單一的統治中心，已難以適應這新的形勢。多都制，是分散風險，更是整合疆域、平衡南北、控馭四方的必要之舉。勘察、規劃、分步實施，正是為了穩妥。朕意已決，望史相助朕，成此大業。”
史彌遠默然。
他聽出了皇帝的決心，也隱約感到，這位看似溫和的君主，在推動“紹統新政”和戰略佈局上，有著與其祖父相似的堅韌和遠見。
或許，多都制真是大勢所趨？
是年冬，以王應麟、葉適、郭倪為首的“兩京規畫使司”離京北上。
一場關乎帝國未來數百年政治地理格局的宏大工程，在“紹統”的年號下，悄然拉開了序幕。
北京能否取代汴京，成為這個空前帝國的真正心臟？多都制能否成功平衡各方，鞏固統治？
一切，都還是未知數，但趙瑋已堅定地邁出了第一步。
這不僅僅是地理中心的轉移，更是帝國治理模式從傳統向更具適應性、更面向廣闊疆域演變的關鍵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