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統二年，秋，汴京，紫宸殿。
一份題為《勘定京師、規畫兩京制及陪都事宜》的奏疏，由政事堂聯銜上奏，擺在了皇帝趙瑋的案頭。
這份奏疏，醞釀已久，背後是紹統帝趙瑋與核心宰執長達數月的秘密討論與實地勘察，其核心內容，足以令整個帝國為之震動：
正式確立“北京”為大宋新京師，汴京（東京）改為“南都”，與長安（西京）、洛陽（中京）並立為三大陪都，形成“一京三都”的多中心格局。
奏疏詳述了理由：
1. 控馭北疆，鞏固國防： “聖祖”朝雖拓土極遠，但幽燕故地、蒙古高原以南，仍為帝國北境前沿。
舊都汴京偏於東南，對北方邊防指揮排程、資訊傳遞，均有鞭長莫及之感。
北京地處華北平原北端，扼守燕山山脈與華北平原咽喉，北接草原，南控中原，西連晉陝，東臨渤海，乃控御北疆、經略東北亞之樞紐。
2. 平衡南北，理順漕運： 帝國經濟重心早已南移，但北方政治軍事地位依然重要。
新都選址需兼顧。
同時，利用大運河（永濟渠、通濟渠等）及規劃中的海運、陸路驛道網路，構建更高效連線南北、輻射東西的物流體系。
3. 分散風險，長治久安： “聖祖”遺詔有“察吏治之要，防蕭牆之禍”之訓。
單一都城，一旦有變，易致傾覆。多都制可分散政治、軍事、經濟風險，互為犄角，拱衛中樞。
4. 開發北地，整合疆域： 以新都建設為契機，移民實邊，興修水利，發展工礦業，帶動北方經濟文化發展，加強對遼東、蒙古高原南部、乃至更遠方新領土的有效管理與文化輻射。
奏疏建議，新京師命名為“北京”，作為常駐京師，皇帝每年大部分時間駐蹕於此。
汴京（東京）保留完整宮闕官署，作為南都，設留守司，皇帝每年秋冬或遇南方有重大事務時駐蹕。
長安（西京）側重西北邊防指揮、絲路貿易管理。
洛陽（中京）側重中原根本、文化傳承與漕運樞紐。
各陪都設“陪都尹”及相應官署，級別略低於京師，但享有部分中央機構職能，可處理轄區及周邊部分政務。
訊息一經在朝會上透露，頓時引發軒然大波。
反對聲主要集中在：
耗資靡費： 新建或大規模擴建北京，遷移部分中央機構，耗費巨億，恐竭天下之財。
動搖根本： 汴京乃“聖祖”龍興之地，經營六十餘年，根基深厚，遽然遷都，恐傷“聖祖”法統，動搖人心。
不便江南： 江南為財賦重地，新都偏北，對江南控制、漕運管理是否更為不便？
舊臣鄉土： 大量官員家族根基在南方（尤其江南、兩浙），遷都意味著家族遷徙的巨大成本和不適。
以部分御史和南方籍官員為主的反對派，言辭激烈。
而支持者，則多為軍方（尤其北方邊防將領）、部分務實派文臣（葉適、陳亮等人）、以及聖祖基金會中關注戰略地理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