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部長戈培爾仔細看著檔案，眉頭微蹙：“我的元首，他們關於土地集體所有、生產資料公有、反對資本壟斷的論述，聽起來與莫斯科的宣傳有某種……結構上的相似性。這會不會……”
“相似？那只是工具！”小鬍子打斷他，用手指點著檔案，“看看他們怎麼評價蘇聯的？‘急功冒進’、‘忽略生產力實際’、‘理論脫離實際’！這批評多麼精準，又多麼冷酷！這完全是從一個國家建設者和實用主義者的角度出發的評判，而不是共產主義同志之間的理論爭論。他們根本不認同莫斯科那套教條！”
他站起身，顯得有些興奮，在辦公室內踱步：“他們沒有發明任何新的‘主義’！他們只是回到了他們自己的源頭——那個‘天下為公’。一個古老的口號，被他們擦亮，填充進現代國家組織、民族復興、國防建設的內容。這太聰明了！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他們的意識形態不具備普適性，更沒有內在的擴張性！”
他走到巨幅世界地圖前，指向龍國：“他們的目標清晰無比：中華復興，國家強大。就像歷史上那些強大的中原王朝一樣，他們的目光首先是內向的，是整合內部、抵禦外侮、恢復歷史上的榮光與疆域。只要外部力量不去主動侵犯他們的核心利益，不去挑戰他們劃定的勢力範圍（比如遠東、比如他們認為的傳統藩屬），他們就沒有動力去進行意識形態十字軍東征，去輸出他們的‘天下為公’！”
他轉向戈培爾，語氣篤定：“他們追求的是‘天下’（他們的天下）為‘公’（他們的國民之公），而不是‘世界’為‘公’。這和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追求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間與歐洲主導地位，在本質上都是民族主義強國的不同表現形式，而非全球性的意識形態對抗。所以，美國人試圖把他們推給斯大林，是愚蠢的；斯大林急於撇清關係，是怯懦且徒勞的。而我們，”他露出那標誌性的、混合著算計與自信的神情，“我們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繼續合作，在石油、在技術上，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默契地劃分歐亞大陸的關注重點。只要我們不觸及他們的根本。”
戈培爾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是的，元首。這樣看來，趙振的回應反而讓我們鬆了口氣。一個強大但專注於自身復興、意識形態上‘自成一格’且無意識輸出革命的龍國，比一個明確倒向莫斯科或決心推行全球革命的龍國，對我們有利得多。”
“正是如此！”小鬍子滿意地坐回座位，“給裡賓特洛甫回電，讓他以我的名義，給趙振將軍發一封賀電。祝賀他清晰地闡述了貴國獨特而偉大的發展理念，並表示德意志帝國充分尊重並理解每個偉大民族基於自身歷史與文化選擇道路的權利。強調我們兩國在維護國家主權、追求民族強盛方面的共同心聲，以及繼續深化務實合作的願望。”
“是，元首！”戈培爾應道，心中不得不佩服元首在把握對手心理和戰略實質上的敏銳。柏林對龍國的“定性”以一種禮貌的、表示理解和尊重的姿態完成了，這比莫斯科和華盛頓那種硬邦邦的標籤高明得多。
與此同時，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氣氛與柏林的輕鬆截然相反，幾乎要凝結成冰。
斯大林捏著那份同樣檔案的俄譯本，手背上的青筋隱隱跳動。他的臉色從鐵青漲紅，又因極度壓抑怒意而顯得有些發紫。辦公室裡的莫洛托夫、貝利亞等人低著頭，連呼吸都放輕了。
“這個……東方的……軍閥！”斯大林的聲音從牙縫裡擠出來，低沉而顫抖，每一個字都像是被怒火灼燒過，“狂妄！無恥！背叛！”
他猛地將檔案拍在桌上，巨大的聲響讓所有人心裡一哆嗦。
“他解釋他自己的‘破旗’，老子不管！他踩著他所謂的‘國父’的臺階往上爬，老子也不管！”斯大林怒吼著，唾沫星子幾乎要噴到對面的人臉上，“可他竟敢……竟敢在全世介面前，指手畫腳地評價蘇維埃的道路！‘急功近利’？‘理論脫離實際’？‘忽略生產力關鍵因素’？‘過早進行共產主義改革’？他懂什麼？！他一個靠著軍隊和武力起家的軍閥，一個滿腦子封建帝王思想的獨裁者，也配評價偉大的、科學的列寧斯大林主義實踐？！”
他胸膛劇烈起伏，在辦公室裡像一頭被困的暴怒灰熊般來回疾走：“他在嘲笑我們！他在向全世界暗示，蘇聯的道路是錯誤的、失敗的，而他趙振的‘天下為公’才是更聰明、更成功的選擇！這是赤裸裸的意識形態挑釁！是對蘇聯國際威望的沉重打擊！比美國人的汙衊更惡毒，因為這是來自一個……一個我們曾經以為可以合作、甚至一定程度上‘同路’的勢力的背刺！”
貝利亞小心翼翼地開口：“斯大林同志，或許我們可以組織理論家進行嚴厲批駁，揭露他‘天下為公’口號的空想性和封建性，以及其政權實質上的軍事獨裁色彩……”
“批駁？然後呢？”斯大林猛地停下腳步，血紅的眼睛瞪著貝利亞，“讓全世界看共產主義陣營的兩個最大力量（至少在外界看來）公開撕破臉，進行一場除了讓美國人笑掉大牙之外毫無用處的口水戰？讓趙振更有藉口進一步疏遠我們，甚至在經濟、邊境問題上施加壓力？”
他走到窗前，背對著眾人，肩膀因憤怒而微微聳動。窗外是莫斯科嚴寒的天地，一如他此刻的心境。良久，他極其沉重、又極其不甘地吐出一句話，充滿了無力感：
“我們……暫時不能把他怎麼樣。他的軍隊……他的氫彈……我們在遠東的力量，不夠。”
更讓他心頭滴血的是另一個現實。他幾乎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了更低沉的聲音，帶著屈辱：“而且……我們還欠著他們……五億……新龍幣的貸款沒還清。”
辦公室裡死一般的寂靜。經濟援助和礦產抵償協議，是早年為換取龍國不介入德蘇戰爭並獲取某些技術而簽訂的，如今成了套在脖子上一道無形的枷鎖。強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竟然在東方那個“軍閥國家”面前，陷入了軍事威懾不足、經濟上受制於人的窘境。
斯大林緩緩轉過身，臉上的暴怒已經化為一種冰冷刺骨的陰沉和算計。“回應……要有的。”他的聲音恢復了平靜，但那種平靜比怒吼更可怕，“但不是公開的、激烈的論戰。以科學院哲學部的名義，發表一篇……學術探討文章。主題是‘論生產力決定論與生產關係改造的辯證關係——兼評某些對社會主義建設階段論的簡單化理解’。不要點名龍國，但要牢牢抓住‘科學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不可逾越’這個核心論點。語氣要‘學術’，要‘客觀’，要顯得我們不屑於進行低層次的口水仗。”
“另外，”他補充道，眼神幽深，“加快我們在烏拉爾以東的工業佈局和防禦建設。還有，欠款……按協議繼續用礦產和木材支付。但清單要重新稽核，能拖就拖，能減就減。同時，秘密接觸美國人……不，接觸英國人，試探一下，如果歐洲局勢有變，他們對於……限制龍國在波斯灣甚至遠東影響力的看法。”
他不能明著對抗，但他可以暗中佈置，可以尋找新的平衡點，可以等待時機。趙振這篇文章帶來的羞辱和戰略壓力，像一根毒刺，深深扎進了斯大林的心底。這筆賬，他記住了。
柏林感到放心，莫斯科憋著悶火。而趙振那篇試圖“定調”的文章，就像一塊投入國際政治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漣漪正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每一個相關者的算計與步伐。龍國這艘巨輪，在初步描繪了自身的靈魂輪廓後，正駛入一片更加詭譎複雜的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