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的秋天，北京西郊的軍區大院裡，法國梧桐的葉子開始泛黃。
下午兩點，本該在學校上數學課的顧一野，卻出現在了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後窗下。他熟練地踩上牆邊那摞廢磚，雙手一撐，利落地翻進了開著的氣窗，像只敏捷的貓。
落地無聲。
圖書管理員趙老師從報紙上抬起頭，扶了扶老花鏡，看見是他，只是無奈地搖搖頭，又低下頭去。這個軍區大院來的小子，每隔幾周就會這樣出現一次，規律得像個逃課鬧鐘。
顧一野拍了拍褲腿上的灰，徑直走向外文閱覽區最裡排。那裡有他惦記了半個月的“寶藏”，一本綠色布面精裝的英文原版《東方快車謀殺案》。這是他母親，清華物理系最年輕的副教授林靜書，上週隨口提過的“圖書館新到的書”。
“一野要是看了中文譯本覺得不過癮，可以來試試原版。”母親說這話時，正在批改作業，頭也沒抬。
對十四歲的顧一野來說，這不是建議，是挑戰。
他抽出那本厚重的書，找到靠窗的老位置坐下。秋日的陽光透過高窗，在深紅色閱覽桌上切出斜斜的光斑。他翻開書頁，油墨與舊紙張混合的氣味撲面而來，那是他從小最熟悉的味道，母親的書房、姥姥家的閣樓，到處都是這種氣味。
他的閱讀速度極快。這得益於從小的雙語環境：母親從他會說話起就用中英文交替與他對話；姥姥姥爺都是清華外語系的教授，暑假裡總有一半時間泡在他們家，用法語讀詩，用英語講莎士比亞；父親雖然常年在部隊，但每次回家，也會用英語考他軍事術語。
大院裡的孩子都覺得顧一野“怪”。
別人彈玻璃球、滾鐵環時，他蹲在槐樹下看螞蟻搬家，一看能看一小時；別人嚷嚷著要去什剎海滑冰，他卻寧願窩在家屬院的鍋爐房後面，用粉筆在牆上寫滿看不懂的英文公式；他學習成績永遠年級第一，但逃課記錄也高居榜首——不是為了玩，而是為了去“他覺得更有意思的地方”：自然博物館看恐龍骨架、天文館看星空演示、或者像今天這樣，翻進清華圖書館。
“顧一野，你又來了。”
聲音從頭頂傳來。顧一野抬起頭，看見圖書館趙老師站在桌前，手裡端著搪瓷缸子。
“趙老師好。”他咧嘴一笑，露出兩顆尖尖的虎牙，那笑容乾淨又狡黠，讓人生不起氣來。
“今天逃的什麼課？”
“物理。講槓桿原理，我昨晚看您這兒借的《大眾物理學》已經懂了。”顧一野合上書，手指還夾在剛才讀到的頁碼，“而且王老師講得沒我媽好。”
趙老師被他的直白逗笑了，在他對面坐下：“你媽知道你又逃課嗎？”
“應該猜得到。”顧一野眨眨眼，“但她從不在圖書館抓我。她說，如果是為了來這兒，可以‘酌情處理’。”
這倒是實話，林靜書對兒子的教育，在大院裡是出了名的“特別”。她從不要求顧一野必須考多少分，卻要求他每週必須讀一本“課本之外”的書；她不反對他逃課，但要求他每次逃課後必須提交一份“逃課報告”，說明去哪兒了、學到了什麼、值不值得；她甚至允許兒子在考試交卷後提前離場——“既然做完了，為什麼還要坐在那裡裝模作樣？”
這種教育方式，讓顧一野的父親很是頭疼。這位軍人，帶兵是雷厲風行，管兒子卻常常束手無策——每次他想擺出嚴父的架勢，不是被妻子溫和地攔下，就是被自家老爺子，也就是顧一野的爺爺，一位已經離休的老幹部，用“孩子要因材施教”給擋回去。
“你爸這個月在家嗎？”趙老師問。
“不在，去演習了。”顧一野說，“下個月才回來。”
“所以你就可勁兒‘自由’了？”
“趙老師，”少年忽然正色，那雙遺傳自母親的、過分明亮的眼睛看過來，“我不是瞎玩。我算過了，這學期一共逃課七次，其中五次來圖書館，一次去天文館，一次發燒在家。逃課期間自學的內容，包括微積分基礎、英文原版小說三本、天體物理入門，還有法語的初級語法。如果按學校進度，這些要到高中甚至大學才接觸。”
他說得條理清晰，語氣平靜，帶著一種超越年齡的篤定。
趙老師怔了怔，忽然理解了為什麼林靜書會那樣教育兒子，這孩子根本就不是普通孩子能框得住的。
“那你今天讀的這本，看得懂嗎？”趙老師指了指《東方快車謀殺案》。
“有些法律術語不太明白，但情節能跟上。”顧一野翻開書，指著一段，“這裡，波洛在分析證詞矛盾點，邏輯很精彩。不過翻譯成中文時，有些雙關語的味道丟了。原文這裡……”他輕聲念出一段英文，發音標準，節奏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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