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第一個週末，北京的天空灰濛濛的，像是蒙了一層薄紗。風從西北方向吹來，帶著乾燥的寒意，刮在臉上像刀子割似的。院子裡的老槐樹抖落最後幾片黃葉，光禿禿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是老人乾枯的手指。
高寒正坐在窗前看書，忽然聽見樓下傳來喊聲。
“高老師！高老師！”
是隔壁劉老太太的聲音，嗓門很大，帶著一股子急切。高寒放下書，走到門口，拉開房門。劉老太太站在一樓樓梯口，仰著頭，一隻手扶著欄杆，另一隻手衝她揮舞著。
“高老師，電話！國際長途！你快下來，別讓人家等久了！”
高寒心裡一緊，快步下樓。她的腳步很急，木質的樓梯在她的腳下發出急促的吱呀聲，像是一首沒有節奏的曲子。她穿著一件灰色的毛衣外套，頭髮隨意地披散著，幾縷髮絲在奔跑中飛揚起來。
“誰打來的？”她一邊下樓一邊問。
“說是叫竹內什麼的，一個日本名字。”劉老太太說，“聲音聽著挺老的，說話慢吞吞的。你別聊太久啊，國際長途貴著呢。”
高寒點點頭，三步並作兩步地跑到一樓，走進樓梯拐角處的電話亭。
電話亭很小，只能容一個人轉身。牆上掛著一部黑色的撥盤電話，聽筒擱在一旁，垂下來的電話線在空中微微晃動。她深吸一口氣，拿起聽筒，貼在耳邊。
“喂？”
電話那頭傳來一陣輕微的電流聲，然後是竹內雲子的聲音。那聲音比以前更老了，沙啞的，乾澀的，像是秋天的風吹過乾枯的樹葉，發出簌簌的聲響，彷彿隨時都會斷裂。
“高寒小姐，是你嗎？”
“是我。”高寒說，聲音有些發緊，“雲子，你好嗎？”
“還好。”竹內雲子的聲音很慢，每個字之間都有長長的停頓，像是要積攢足夠的力氣才能說出下一個字，“就是走不動了。今年冬天腿疼得厲害，下不了樓了。”
高寒握著聽筒的手緊了緊。她能想象出竹內雲子的樣子——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蜷縮在紐約某棟公寓樓的房間裡，腿上蓋著厚厚的毯子，望著窗外的中央公園發呆。
“看過醫生了嗎？”高寒問。
“看過了。醫生說，年紀大了，沒辦法。”竹內雲子說，語氣很平淡，像是在說別人的事，“我現在每天都坐在窗戶邊上，看看中央公園。樹葉子黃了，落了一地，很好看。”
高寒沒有說話。她能聽到電話那頭傳來的細微呼吸聲，緩慢的，吃力的，像是風箱在拉動。
“那盆茉莉呢？”高寒問。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高寒以為訊號斷了，正要開口，竹內雲子的聲音又響起來，帶著一絲微弱的光亮：“還在。開了幾朵，白色的，很小。你窗臺上的那盆，還在嗎？”
“還在。”高寒說，“枯了好幾年了，但還立著。旁邊又養了一盆新的，開了花，很香。”
“枯了還立著，新的又開了。”竹內雲子的聲音裡似乎有了一絲笑意，雖然很淡，但確實存在，“這樣好。舊的留著，新的長著。一代一代，不會斷。”
高寒的眼眶有些發熱。她抬起頭，看著電話亭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盞昏黃的燈泡，發出微弱的光芒，在狹小的空間裡投下模糊的影子。
“你還好嗎？”高寒問，“一個人？”
“還好。”竹內雲子說，“鄰居家的孩子常來看我，幫我買菜，倒垃圾。中國人，從上海來的，叫我阿姨。”
竹內雲子頓了頓，繼續說：“她說她小時候在上海，住在淮海中路，也見過那棵梧桐樹。樹還在，很多人都見過。我不在了，樹還在。夠了。”
高寒張了張嘴，想說些什麼，卻發現喉嚨堵得厲害，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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